《杜威的三十二堂課》:無論歷史或地理,其教授的方法都應避免瑣碎的弊病
文:約翰.杜威(John Dewey)
怎麼學地理和歷史
上次講演學制的杜威的堂地理都應的弊組織,從初等教育一直到高等教育,課無其目的論歷在什麼地方。初等教育的史或授的瑣碎目的,已經詳細講過了。其教上次講到中等教育的避免病目的,謂應該使學生熟悉天然界、杜威的堂地理都應的弊人事界的課無情形。今天再詳述中等教育的論歷目的。
要講中等教育學制的史或授的瑣碎內容,須先講明為什麼中等教育應該使學生知道天然界、其教人事界的避免病情形。其理由有二:
(一)使學生知道自己的杜威的堂地理都應的弊能力與那一種相近,可以對於將來職業的課無預備有點標準。中等教育是論歷過渡的時代,倘不能使他知道天然界、人事界的情形,只是叫他自省,決不會有適當的標準。所以應該使他知道天然界有什麼東西,怎樣情形;人事界有什麼東西,怎樣情形,知道了然後可以進去做事。
我們知道世界上許多痛苦和不經濟都從選擇職業的不當來的。如所選的職業與本人的能力嗜好不相近,個人方面因為不能盡其天才,只感痛苦,沒有樂趣;社會方面,本可以受他利益的,也因此反受其害了。西方有一句話:「方的柄放在圓的孔內,一定不會適當的。」(這話中國也有的)就是這個意思。職業選擇不當,由於知識不充足。譬如一個能做工程師的,生在農村裏頭,沒有可以看見紡紗、織布等機器的機會,所見的都與他性質所近的不能相投。或者一個能做科學家的,生在城市當中,到處只見街道、房子。這些不能得到充足的知識—不能知道天然界、人事界種種事實—就是一切痛苦和不經濟的原因。
常人選擇職業的大病,在乎選擇沒有標準,不過是偶然的被動的:不是父母或旁人給他選定的,便是瞎碰來的。痛苦和不經濟,都是由此發生。所以最重要的是使本人有充分的知識,廣大的眼光,知道天然界、人事界的種種不同,對於那些有興趣,那些沒有興趣。我們看見一種不認識的金類,先用旁的金類去摩擦他,看他的硬度;再加熱,看他的熔度;再放在各種酸液裏頭,看他起什麼作用。這樣一試,不認識的金類便可以認識了。人才也是如此,先把教育範圍推廣,看他對於觀察某種事業起什麼反動。中等教育是人生態度將定的時候,正應推廣範圍,供他選擇將來職業之用。
這種辦法,不能單靠學生;教師也應該負責任,看他對於那一種發生興趣,便引導他向有興趣的一方面去。教育的大病,是不管學生性質相近與否,只是要他及格。教師所應該注意的,是學生為什麼這幾科好,那幾科不好。因為這不僅幾分上下的區別,還可以觀察學生的天才向那一方發展。學生對於某科的善長不善長,就可以有選擇職業的應用。
(二)中等教育應避免專門太早之弊。這一層上次也已講過。中學時代,是還沒有進高等專門或從事職業的時代,應該給他天然、人事界面面都到的知識,庶幾上次所講專門太早的種種弊害可以免掉。
講明了這兩個理由,我們再講中等教育制度普遍的道理。先講我們所住的自然界與種種人事的關係。現在還沒有一個字可以包括「把自然界的地球當作人類所住的家園,不僅山川河海等物而已」的意義,所以暫用廣義的「地理」這個字來代表他。
平常教地理的,只是叫人牢記:什麼河發源於什麼山,往什麼方向流,經過那一府、那一州、那一縣,到什麼地方,與什麼小河相會,流入什麼海洋;什麼山發源於什麼山脈,綿延多少里,最高峯多少尺,有什麼樹木。這些名詞,都是很不容易記的,而且沒有用處,要用的時候,費幾分鐘工夫參考一下,就知道了。我們另外還有許多不可少的東西,何必花這麼多的工夫在沒用的事體上面呢?
記這些全靠記憶的瑣細事體,與記天花板上、磚地上的破縫多少長,有什麼分別?如其有用,除非把山脈、河流與人類生活聯貫起來,講他發生什麼關係,如出產、都會等等。
研究天然界的根本觀念,就是人類事業處處與環境有關,處處須應付環境。歷史上的事實,都是一個時代對付天然環境的勢力的痕跡。在消極方面,怎樣征服天然界有害的勢力,如日光、雨水、猛獸等等;積極方面,怎樣利用有害的勢力為我們做事,建設種種文明。人類的事業處處與天然有關的。這樣講法才可以發生興趣。
例如講到天文。書上告訴你,地球轉動的軸是有點斜的,斜度幾分幾秒,因此南半球、北半球所受的日光不同。平常教法,總是教人記着斜度幾分幾秒,因受日光的不同,所以有寒、熱帶,幾個月冬天,幾個月夏天。這樣教法是不對的。我們應該把他與文化連在一起。如北方因為天氣冷,日光少,所以發生什麼民族,文化較遲較低;但是人類在這種天文、地理不相宜的地方尚且能與自然奮鬥,造出文化:如火的發明,衣服的發明,及北冰洋中捉魚等等。這種都能引起興趣,可以知道人類在天然界所佔的地位。
再以寒帶以南,受日光較多、天氣較溫的地方來講。地勢有高山、平原的不同,土性有膏腴、瘦瘠的不同,因此發生的民族有特別的氣質、風俗和習慣。如蒙古的地方宜於畜牧,所以發生游牧民族,養成居無定所的習慣和勇敢冒險的天性。因職業的關係,所以出產品是油餅、牛乳等物。又因天性、習慣、文化種種關係,所以人民好戰,在文化史上發生極大的影響。無論東方、西方,凡是古代戰爭,都是北方民族破壞南方文化較高的民族。
再講到土地膏腴的地方,因為生活較易,居有定所,所以無論東方、西方,文化發生最早者總在這等地方。濱海的民族,養成航海通商的習慣,富於冒險的性質。這不過舉幾個例,日光與人事、文化,已經有這麼大的關係。這種不但容易懂得、容易記得,有訓練心思的功效,還可以使他們知道地理不是只有幾個死板板的府、州、縣,還有種種人類應有的事業,及天然界究竟有什麼東西。
這樣講法,既把學生的眼光推廣,然後漸漸引他們到社會政治的問題上去。如英國為什麼以這樣小的島國而能在商業上佔這麼大的地位,殖民地這麼多,運輸這麼發達?因為在地理上看來,他是個濱海國。煤、鐵、石灰,又都與製造有關。不但歷史上的事實容易懂得,就是從地理下手,也可以講到一個地理上的位置,天然的物產,與他的文化的關係。於是可以引到社會政治問題。
還有最應注意的,我們與其泛講這一部分、那一部分,不如多用點功夫在重要的一點上。例如泛講一遍以後,專指定一種高平原的地理、文化、民族、習慣、職業在普通文化的影響。不妨用幾禮拜乃至幾個月的時間使他們對於這一部分毫無疑點。再指定濱海的地理,也是如此。總之使學生格外了解所學的事實。
以上是講自然界,其與人生的關係已經如此密切。現在再講較重於人事方面的,就是「廣義的歷史」。平常教歷史有兩種大缺點:
第一,專注重時代年月。什麼朝代的起訖,皇帝的生死,種種與學生沒有關係的事,使他拼命記着。不知紀年只是代表文化的先後,沒有獨立的性質,若不注意他所代表的文化變遷,因果關係,只注意他的符號和零碎片斷的事實,有什麼用處呢?
第二,太注重政治。什麼某皇帝那年即位,某總統那年就職,都是很注重的。還有最多的是戰爭,某年有什麼之戰,某年有什麼之爭,都是這些沒用處的零斷的事實。
我們並不是說政治不重要,不過是有許多更為重要的事。如水火機器的發明,工業、商業、宗教的發生,都比王公大臣的生死重要得多。偏重政治史的大壞處是在養成學生一種錯誤的歷史見解。這種歷史是貴族教育的結果。在貴族教育的時候,或者比較的有用;我們現在要講平民教育,佔重要的是工商、物產、宗教、美術等等。這種專注重政治的歷史有什麼用處?
譬如工業史,我們從他所得的教訓比政治為多,但是他最不完全,重要的事實都無從考查。不過我們可以用進化的觀念把他貫串起來,從草昧時代直到現在。石器時代,人類所用的斧、刀,都是石的;後來發現鐵,又發明用火化鐵的方法,使生鐵變成熟鐵;然後漸漸發明紡紗、織布的機器,在文明史上都是極重要的。又如中國養蠶的發明,織綢機器的發明,在社會文化上一定發生很大的變化。這些都是文化的基礎,而從前的歷史不注意,真是他的缺點呵!這樣教法,可使學生想像能力發展,對於人生的見解格外明瞭。人類的文化不是幾個朝代幾個皇帝可以造成的。
不但工業史重要,就是思想知識史,也何嘗不重要。平常歷史的大缺點,是花許多工夫去講幾個大英雄名將的戰功,而對於思想、科學、哲學大家,反不注重。希臘的歷史,講亞歷山大(Alexander)戰功最詳細,而不知道有個幾何大家歐幾里得(Euclid)比亞歷山大重要得多。與亞歷山大同時的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中古一千年的思想不能逃出他的範圍的,不過說了一句他是亞歷山大的先生。(適之先生說:中國太史公不惜用萬數字替項羽做本紀,而於哲學大家、科學大家的墨子,只給他二十四個字,也中了這個缺點。)這都是輕重不適當。
教歷史的根本錯誤,是當歷史為過去的陳跡,已經死了的東西。我們應該把歷史當作活的東西,研究過去,是因要知道現在和將來,人類進化的痕跡是連綿不斷下來的。這個國家所以像現在的樣子,是從前種種勢力造成,由此可以推知將來政治、文化、思想、工商業等等。就是不要當他記載朝代、英雄的歷史,而是研究社會的歷史,一步一步回頭看去都能知道了,然後可以懂得解決將來問題的趨勢。
現在假如有人問:「替中國的中學和高等小學定歷史的課程從那裏下手?」我可以供給一個意見,就是下手之先,把一切重要的政治、社會、經濟、外交,以及種種運動的問題,開一個單子,一步一步地回說上去,何以發生這種問題?未發生之前情形如何?這與現在發生關係,教法較活,且容易領會,而可以幫助他解決現在種種問題,做個參考材料,並懂得現在種種運動的理由。
總括一句話,無論歷史、地理,其教授的方法都應免掉從前瑣碎的弊病。地理的山脈、河流、里數,歷史的朝代、英雄、名將,都應免除。最好使他們與文化史聯合起來。與其膚淺的泛講,不如提出要點,發揮盡致,使各方面的知識都能用到,養成學生有判斷的能力。如此地理、歷史兩科,才與人生發生關係。
相關書摘 ▶《杜威的三十二堂課》導讀:五四中國眼中的杜威,和杜威眼中的中國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杜威的三十二堂課:胡適口譯,百年前演講精華》,網路與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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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約翰.杜威(John Dewey)
譯者:胡適
五四一百週年,杜威訪華一百週年回顧
在政治與社會混亂的時代,聆聽百年前杜威提出的解方。
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胡適
「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教育哲學」,美國哲學家杜威主講,一代學者胡適口譯,帶給新生中國的兩大講座。上世紀給轉型國度的建言,遙指著百年後變動世界不變的核心價值。
約翰.杜威是二十世紀最重要哲學家、教育家之一,曾在一九一九年受邀到訪中國,並在訪華兩年餘間發表多場演講,對中國知識分子多所啟發,影響深遠。《杜威的三十二堂課》收錄其中兩大長篇系列演說,分別是「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和「教育哲學」各十六講。
在「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演講裡,杜威為了配合當時中國社會所需,首次嘗試以實用主義的角度論述自己的社會與政治哲學,先談論兩者發生的原因,再論其對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影響,推演至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權利義務及互動關係,並以經濟、政治、知識思想三大面向來談論社會與政治哲學,並將其謂為關於人類共同生活的學說。
「教育哲學」這一系列的演講中,杜威清楚闡述教育的意義及本質,還有與社會的關係,說明教育的內容與方法,以及兒童各個階段教育的重點及目的,涵蓋杜威先前教育論著的重點精華,其實用主義的教育理念對當時的中國教養方式產生不小衝擊,引發一股新的教育思潮。杜威對教育的見解及分析鞭辟入裡,直指基本核心,就算經歷時代變遷,仍十分適用於反思現今的教育環境,可奉為圭臬。
杜威為中國聽眾所講的這幾場演說,內容淺顯易懂、條理分明,加上胡適流暢的翻譯和口語表達,如實重現杜威歷經百年考驗仍備受推崇的哲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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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