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吉勃森．葛拉罕（J. K. Gibson-Graham）、經濟珍妮．卡麥隆（Jenny Cameron）、不市史蒂芬．希利（Stephen Healy）

為了工作而生活，場說還是算錢手銬為了生活而工作？

返樸者（Downshifters）是審慎思考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並且決定全面調整其生活的重於中工作者。這些人有意識地選擇減少收入，切讓但是許多陷改善他們的生活品質。他們減少有薪的人深工作、從事較低薪的黃金工作、搬到較便宜的經濟房子或區域、轉換職業，不市或完全停止有薪的場說工作。研究顯示在1990年代期間，算錢手銬大約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重於中美國人、澳洲人和英國人在30幾歲、切讓40幾歲和50幾歲時自願過著返樸的生活。

他們的所得或許減少，但其他的一切都會提升。——Christie Breakspear and Clive Hamilton, Getting a Life: Understanding the Downshifting Phenomenon in Australia

返樸者之所以做出改變，是因為他們想要多花一點時間與家人相處、過健康一點的生活、尋得更多的滿足感和幸福、過著較低物質需求的生活，或減少他們對環境的衝擊。很重要的是，返樸者來自不同的收入群體和社會階層。以英國為例，在1993年至2003年間，有25％的半技術勞動作業員和學徒返樸，27％的主管、經理和專業人士亦同。

這些返樸者的時間都用來做些什麼？他們停下來聞玫瑰香！他們不一定會減少工作量；他們做的是不同的工作——花時間照顧家人和朋友、在非正式或有組織的社區團體當志工、學習他們一直想要學習的事物。他們製作、交換和贈送東西，而非購買它們。他們從事業餘愛好，多放鬆，多運動，多睡。整體而言，他們掌控自己的生活，且開始享受以安然的步調過著多彩多姿且具意義的日子。

BMW不會給你一個擁抱或畫一張畫送給你。——Christie Breakspear and Clive Hamilton, Getting a Life

在工作光譜的另一端，有許多人認為必須要有高薪的工作來確保家庭的福祉。在澳洲的資源部門，工人受到高薪以及物質安全保證的吸引。舉例來說，煤礦工人的平均年收入大約是12萬澳幣，比次高薪的工人群體高出33％。 在全球最大的黑煤出口國中營運的煤礦公司取得了豐厚的利潤，澳洲礦工在勞動力中的此一特權地位便是得益於此。

錢或許賺了很多——但有代價。礦工的工時是所有雇員群體中最長的，而且因為礦坑是持續在運作的，所以礦工需要12小時輪班工作，開鑿和碾碎礦石，或將其裝載在大船上運往日本、南韓、台灣、中國和印度的鋼鐵爐及發電廠。礦工的工作日程可能是工作四天，休息四天，且其工作地點通常離家很遠，因此該產業的雇員自我評比此行業在工作與生活平衡方面位居倒數第二名（資訊、媒體和電信業勞工自我評比的分數則是最差的），並不令人感到驚訝。 家人過的是一種時間表，而礦工過的是另一種時間表——生活變成不同的旋轉木馬各自忙碌。

這樣的情況與1970年代相比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時礦工是第一個在澳洲達成（對家庭友善的）每天工作七小時，一週工作35小時（週末休假）的行業。但這只是露天採礦激增之初，且是在全球對澳洲煤礦的需求呈現指數增長之前。當產業增長，工作節奏隨之加快，工作報酬也極速上升。

許多礦工進入這個產業時，就知道他們正將工作與生活的均衡置於風險之中。他們起初都誓言只做幾年，賺大錢，然後就趕快離開。不幸的是知易行難。他們在此產業中的處境甚至有個名稱：「黃金手銬」。礦工及其家人都習慣於高薪待遇與高花費，常陷於高收入帶來的高債務陷阱中。

這是很典型的錢重於一切的故事。這也是一個我們許多人深陷其中的循環故事。即使我們知道長工時和惡劣的工作條件對我們的福祉有害，我們總是可以找到方法合理化我們正在做的事情——「我們只會做一小段時間，然後就停止」，且「就長期來看會有好處」。

也許我們甚至可以合理化我們的工作對環境造成的衝擊——「我只是一個想要在我家人身邊盡我所能的工人而已；我沒有那麼大的影響力」，或是「我的工作對壯大經濟有所貢獻，大家都能從中獲利且有助於保障國家的未來」。

該如何處理工作與我們自身、我們的家人、社區和地球之福祉的兩難困境，在面對這些困境時，這類老調重彈很可能會縈繞在我們心頭。而問題仍然存在——我們的福祉實現了嗎？我們存活得好嗎？

值勤和長時間的輪班讓你蒼老得很快。任何想入行的人，我會建議年輕一點時來做，勤奮一點，賺一些錢，然後退出，因為你真的會變老，真的老很快。——礦工Beryl

存活得好：共同體經濟的主要關懷

「存活得好」是什麼意思？我們都知道最常見的答案是，「存活得好」意味著得到一份可提供物質保障的高薪工作。但就如我們所看到的，更好的物質保障並不總是意味著更佳的福祉。根據最近的全球研究，物質保障只是人類幸福的要素之一：「幸福關乎我們熱愛每天在做的事情、我們人際關係的品質、我們財務的穩固、我們身體健康的活力，以及我們以奉獻我們的社區為榮，這些林林總總的結合。更重要的是這五個要素如何相互作用。」

這個研究告訴我們，若要存活得好，我們必須綜合實現五種不同類型的幸福：

• 物質的幸福，來自於擁有滿足我們基本需求的資源，並且能對我們所擁有的資源感到滿意。
• 職業的幸福，來自於享受我們每天所做的事情，無論是一般的工作或是作為學生、父母、志工或退休人士。
• 社會的幸福，來自於擁有親密的私人關係和支持的社會網絡。
• 社區的幸福，來自於參與社區活動。
• 身體的幸福，來自於有健康良好和安全的生活環境。

我們有意創造共同體經濟，在共同體經濟中，對於與他人和環境的關係，我們會進行倫理思考並採取倫理行動。一個起點是去思考我們所做的工作，以及這份工作可能以什麼樣的方式有益於或是有損這五個幸福的要素，從而影響我們自己和他人好好存活的能力。在共同體經濟裡，我們力求在這五種促成要素間取得平衡，以存活得好。這意味著有時間和精力來結合不同形式的工作。然而，當我們將這麼多勞動時間投入到賺錢中，我們又如何能夠有這樣的結合？我們如何可能協商出更好的均衡？

限制我們花在有薪工作上的時間，我們才有時間過有尊嚴的生活，這是工作者一直以來的目標。圍繞著共同體經濟的這個主要關懷，人們發起了奮鬥且贏得了成功，透過觀察這些努力與成就，我們可以學到許多。為了幫助我們理解協商如何以不同方式影響男性和女性的工作生活，我們可以使用以下工具：

1. 24小時時鐘，記錄不同種類活動的總時數。
2. 幸福評分卡，上面有五種類型的幸福評分，分數從1（差）到2（足夠）到3（非常好）。
3. 均衡表，呈現花在工作賺錢的勞動時間，如何與其他幸福類型（社會的、社區的和身體的）所花費的勞動時間形成平衡。

從19世紀中葉開始，工人運動的核心訴求是將工時限制在八小時，如此一來，受薪工人才能有均衡的生活，包括八小時的娛樂和八小時的休息（加上每週末兩天的週休）。 在八小時的工作中，勞工應該可以賺足夠的錢養家，過著小康生活。他的身體不會精疲力盡而無法打網球或棒球作為娛樂，或者沒有力氣照料小菜園或在週末擔任社區計畫的志工。

此處呈現的勞工的24小時時鐘，顯示了受到良好管控的工作時數和狀況。幸福評分卡顯示的評分足以滿足物質保障和職業成就感。由於24小時時鐘所反映出的工作日安排仍留有充分的時間做其他事情，評分卡也顯示社會、社區和身體的幸福指數皆被評為非常好。因此，這名勞工的均衡表顯示他的工作與生活似乎很均衡。

工會的組成是一項關鍵的集體行動，在20世紀促成幾個國家的某些工業部門的勞工達成這個理想。但不幸的是，在21世紀之初，全球大部分有薪勞工的常規生活，仍與這個理想相差甚遠。

當我們在這個理想的原初歷史脈絡中更仔細地檢視它，我們發現其為工人尋求的工作與生活平衡，是建立在女性的隱形勞動之上。男性勞工及其子女的福祉，仰賴女性無償的家務勞動、育兒、照顧雙親、社區工作，以及建立社會網絡。對男性而言是均衡的工作時間，對女性而言則不一定如此。正如24小時時鐘所顯現的工人妻子活動，女性無薪的勞動時間會明顯地動搖平衡。

Photo Credit: 游擊文化提供

有些女性認為在家中與社區的無償勞動是快樂與滿足的來源。但對於其他女性而言，她們投入勞動時間，為他人創造物質、社會、社區與身體健康方面的幸福，卻是以犧牲自己全部五種類型的幸福為代價。我們用兩種不同的幸福評分卡來說明這其中的差異。家戶收入的多寡經常（但並非總是）決定女性如何度過她的工作日。對於月薪制勞工的中產階級妻子而言，她們買得起省力設備，甚至可以請幫傭，家事工作可能沒那麼繁重，而且「工作」與「娛樂」之間的界線也更為模糊。然而，儘管她們過著舒適的郊區生活，許多同樣社會階級的女性仍舊感到不快樂且缺乏成就感。

無以名狀的問題。——Betty Friedan, The Feminine Mystique

於此同時，在女性投入受薪工作以維持生計的家庭，或是在沒有人負擔家計只有單親媽媽工作的家庭中，〔要工作又要兼顧家庭的〕雙倍天（double day）是常態，如單親媽媽的24小時時鐘所示。有些女性在這種狀況下受惠於大家庭的強力網絡支援，但是低薪工作與長工時（無論在家或在外）通常意味著這些女性不太有機會實現在各方面的幸福，如評分表所示。當然，對某些女性而言，雖然物質與職業方面的幸福感低下，但能夠擺脫受虐關係還是值得的。

Photo Credit: 游擊文化提供

女性主義運動促使人們注意女性無償的家務、照顧與情緒工作，拓寬了何謂「對人類生存而言是必要的工作」之概念。20世紀，少數人世界的婦女解放運動開始於質疑婦女在家庭中的無薪工作可以獲得多少職業上的幸福。該運動要求讓女性有更多機會在家庭之外實現職業上的成就。女性主義的行動主義與戰時經驗，為已婚婦女與母親們逐步成為有薪勞動力鋪平了道路。其他因素如高漲的住房成本和家庭債務的上升程度，也加速了上述轉變。

到了20世紀末，（要工作又要兼顧家庭的）雙倍天工作者，不再僅限於少數人或多數人世界的工人階級婦女，而是愈來愈高比例的女性人口皆是如此。要求男性分擔更多家務勞動的呼籲隨之出現，而對於有薪工作時數的監管控制似乎也隨之鬆動。

隨著時間推移，勞工爭取八小時工作制的運動成果與女性主義運動的成就，以複雜且矛盾的方式相互影響。在今日看來，女性與男性的工時比以往任何時期都還要長。「八小時工作賺錢，八小時休息，八小時做想做的事情」這樣的平衡不再是共有的圭臬，也並非共同的經驗。今日，我們發現工作生活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化。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經濟，不是市場說了算：邁向幸福經濟共同體的倫理行動指南》，游擊文化出版
作者：吉勃森．葛拉罕（J. K. Gibson-Graham）、珍妮．卡麥隆（Jenny Cameron）、史蒂芬．希利（Stephen Healy）
譯者：周睦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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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金錢至上的價值觀，重新定義何謂幸福
奪回對經濟、工作、商業、市場、財產與金融的控制權
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選擇與行動，我們能夠創造不一樣的未來

20世紀的主流觀點認為，經濟是一部以增長為燃料的機器，任何人為干涉都可能阻礙其順暢運作，危及經濟增長。我們將經濟增長奉為圭臬，掠奪各種自然資源，威脅其他物種的生存，我們聚焦於自身慾望，無視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與他人的犧牲。然而，地球資源的耗盡及不平等的加劇，讓許多人開始懷疑這些代價是否值得付出。

本書打破「經濟是一部機器」之迷思，將經濟重構為「我們決策和行動的後果」，並帶領讀者思考以下問題：何謂幸福？我們如何好好生存？如何分配剩餘？在我們尋求好好存活之際，我們如何對待他人？我們消耗了什麼資源？如何維護我們共有的資源？如何投資未來？我們在自己的社區中能夠做些什麼以產生影響？

世界各地的人們起身行動，嘗試透過倫理行動「奪回經濟」，使其為社會和環境服務，造福人類與地球。透過倫理行動奪回經濟，意味著在好好存活之際，也關懷他人、環境與其他物種的處境，因為我們共享地球棲息地，且相互依賴。我們不只替資本主義企業工作賺錢與消費，我們還相互照顧，彼此幫助，我們以物易物，自給自足，我們贈送或收受有形與無形的禮物，彼此互惠。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選擇與行動，我們可以一步步奪回對經濟、工作、商業、市場、財產與金融的控制權。

本書提供一套簡單實用的思考工具，教導讀者如何利用現有資源，以適合自己社區和環境的方式奪回經濟，創造更公平且永續的世界，邁向真正的幸福。

• 奪回工作：我們是為了工作而生活，還是為了生活而工作？何謂幸福？
• 奪回商業：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員工付出大量時間與心力，自然環境也付出代價，絕大多數的利潤卻都進入老闆的私人口袋，這樣的剩餘分配方式合理嗎？是否有其他選項？
• 奪回市場：在市場上，除了價格以外是否還有其他值得考慮的事情？我們的消費習慣如何影響他人與環境？
• 奪回財產：我們消耗了什麼資源？我們如何維護地球棲息地與其他共有資源？
• 奪回金融：金融部門掌握了大量社會財富，然而今日其運作更像是個巨型賭場，而非我們財富的守護者，我們該如何改造金融，使其投資於我們共同的未來？

Photo Credit: 游擊文化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