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約書亞・馬茲里奇（Joshua D. Mezrich）

【當他們逐漸死去】

器捐使臨終時刻變得崇高。生死師的死去那不僅是交接拔去插頭，移除機器，個器官移更是植醫逐漸一種延伸生命禮物的舉動，是筆記一種回饋、傳承，當們是生死師的死去肯定生命，在死亡面前高喊勝利的交接方式……我們都被賜予生命禮物，並分享這份珍貴脆弱的個器官移禮物，這真是植醫逐漸一種崇高的生命行為。

——愛德華．麥克雷神父（Rev Edward Mcrae）回憶其子史都華．麥克雷（In Memory of His 筆記Son, Stuart Mcrae）

移植手術的先決條件，需有一名活體或最近去世的當們器捐者。也許有一天，生死師的死去我們能在培養皿裡培養出器官、交接列印臟器，個器官移製造人工器官，或從豬仔身上摘取。然而，在那天來臨之前，我們還是得繼續仰賴無私的捐贈者與他們的家人。過去十年，我做過幾百台的移植手術，有許多成功經驗，和少數令人難過的失敗手術，我們的患者和家屬所展現的力量常令我欽佩，但沒有人會像我們的捐贈者那般令我印象深刻。

已故捐贈者有兩種類型，最普遍的是腦死捐贈者。這些病人也許有心臟病、中風、突發哮喘、意外或導致腦部失血而腫脹的重傷。腦死的原因往往是缺氧（腦部組織因休克、心跳驟停或失血性低血壓而缺氧）。腦被包在硬殼裡（顱骨），若腫脹到一個程度，再也裝不進頭骨時，便會溢出腦外（從顱骨跑出來）。有些病患的腦會腫脹到阻去流向腦部的血液，而不會溢出。無論是何種情況，腦細胞都會死掉，病人被判定腦死。腦死患者靠呼吸器維生，心臟繼續跳動，腎臟持續製尿，肝臟繼續製造膽汁，但在法律上病人已經死亡了。是故，我們可以摘除他包括心臟在內的器官，但必須以嚴格控制的方式，等到最後一刻方能鉗住大動脈，讓心臟停止跳動。在這種情況下，器官在我們做準備時——包括將血液沖洗出來，在器官上面倒冰塊，減少器官新陳代謝的需要，基本上就是讓它們睡著——便能維持良好的灌注狀態，直到我們準備將它們接到新主人的身上。然而，僅有百分比很低的潛在捐贈者會處於腦死狀態。

第二種類型的已故捐贈者，包含同樣有心臟病、中風、突發哮喘、意外、重傷或各種狀況，但已到達無法如願存活下來的地步——也許他們腦部受了重傷，心臟功能嚴重失調，肺部無法支撐氧合。家屬（或病人，但極為罕見）決定卸除維生器，拔掉呼吸器，關掉升壓劑（增加血壓的藥物）。我們唯有在病人很快死亡的情況下，才會摘取他的器官做移植。本院的作法是，我們會花半小時等待病人的肺、肝和胰臟，腎臟花兩小時，通常我們不會使用這類捐贈者的心臟，因為我們認為等心臟停止跳動，才予以摘取，心臟會受到無可挽回的傷損。那些未能在配置時間內死亡的患者將使我們的摘取團隊空手而回，病人則會被移回加護病房，在接下來一兩天去世。我們稱這種捐贈過程為DCD，或心臟停止死後器官捐贈（donation after circulatory death，有別於DBD，腦死後器官捐贈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如果DCD的患者必死無疑，我們何不在他們還插著管、麻醉的情況下，摘取他們的器官？這是個複雜的問題，這些患者在維生器拔除之前，定義上仍是活著的。他們也許有即將死亡的不治之症，或有不可逆的傷害，但他們依然活著。通常他們的家屬還陪著他們，想待到他們所愛的人宣布死亡。（而腦死的捐贈者，通常家屬都已經離開了。）DCD捐贈者的家屬可以進入手術室，站在捐贈者的頭部旁邊，即使死者已經準備好，蓋上布，待在消過毒的寒冷房間裡。這些患者一宣布死亡，家人便會被送出去，移植團隊則匆匆進來摘取器官。（畢竟是分秒必爭的事。）如果我們在患者心跳停止並判定死亡之前（circulatory death）摘除所有器官，尤其是心臟，那麼患者的死因將會是「器官捐贈」。而腦死患者的心臟雖然還在跳動，但法律上已判定死亡了。

回想過去摘取器官的經驗，有幾個故事特別鮮明。有個小男孩患了一種罕見的喉部感染，他當時才兩歲，跟我大女兒差不多大。孩子向來健康，有哥哥，一個充滿愛的家庭，以及所有小男孩（及小女孩）會有的夢想和想像。有一天男孩病了，一開始似乎不是什麼大病，只是喉嚨痛而已，可是他開始哮喘、流口水、喘不過氣了，孩子的爸媽連忙將他送進醫院，但為時已晚。他小小的喉嚨已經腫脹閉鎖，無論他多麼努力，就是無法用窄小的氣管吸取足夠的空氣，把氧灌入肺裡。他的腦子吶喊著要更多的空氣，他小小的心臟試了又試，卻無法繼續跳動——心臟要仰賴空氣，以及空氣所提供的氧。

醫院的醫師往男孩細窄的氣管裡插了根小小的塑膠管，可是他的心臟幾乎不太運作。他們讓心臟再次跳動，但他的腦子受夠了，腫脹的腦受到損傷，無法復原了。孩子接上了呼吸器的管子、餵食管和點滴，在技術層面上還活著，但絕非他父母希望他活下去的狀態。但孩子至少可以解救一些其他人。

由於男孩並未腦死，因此歸類於DCD捐贈者。他家人跟著我們進入手術室，陪伴他，直至最後一秒。（當拆除維生器時，我們會陪家屬站在手術室，努力把自己變成空氣，讓家屬訣別。現在我們則等在外邊走廊，或在隔壁的手術間裡。）他父親放了孩子就寢前愛聽的音樂，為他朗讀他最愛的床邊故事。他的玩具娃娃也都在那兒，擺在父母送他進醫院時的小床裡。

男孩的醫師輕輕抽出他腫脹喉嚨裡的呼吸管，讓他爸媽抱住他，親吻他的臉和面頰，看他吸著最後幾口氣。接著他們把孩子放到手術台上，再次親吻他，然後走出去——接著我們快速的從頭至尾剖開他，摘除他漂亮的器官。原本我們都還強忍著淚（或任淚水直流），但一旦開始為他手術，這個小男孩便成為我們的患者，我們的捐贈者了。我們必須完美的取出臟器，這是我們欠他、欠他家人及受贈者的。那晚每位參與手術的人回到家後，都稍稍緊抱住自己的孩子。

我還記得我當研究醫師的第一次摘取狀況。我們飛往北邊去取器官，捐贈者是六十幾歲，死於心臟病的男性，患者已經腦死。我們到達後，一部分團隊成員到手術室裡做準備，麥可（Mike，我們的內科醫師助手，也是摘取小組的領導）和我則去加護病房。我還以為我們只是去跟那邊的護士談話，也許檢查一下捐贈者，可是麥可卻告訴我，我們要去跟捐贈者的家屬談話。

我覺得胃提到了喉頭。想像一家人在加護病房裡，一起坐在心愛的人床邊哀悼，然後進來一群禿鷹，告訴他們必須帶走他們的父親、兄弟、兒子、朋友，摘取他的臟器，送去給他們壓根不認識的人使用。（我稍早提過，我們器官移植已經不再用「採收」﹝harvest﹞這種字眼了；我們比較喜歡用更委婉，更不掠奪式的「摘取」。）

那天，我們走入加護病房的等候室，找到捐贈者的十幾位家人和朋友。他們雖然正經歷此生最悲慟的事，但捐贈者家族往往因為捐出了心愛家人的臟器而從中受益良多。那天在等候室裡，有些人在哭，有的人在笑，有些則手拉著手。當他們看到我們進來時，表情一亮。

麥可先是感謝他們的捐贈，然後告訴他們捐贈的過程。他強調他們心愛的人能拯救多少性命，以及那天晚上及次日早晨的拯救方式。他們細聽每個字，等麥可說完後，他們問了好多問題——誰是受贈者，他們來自何處，他們的手術要花多長時間，他們會見到受贈者嗎？器官能否立即運作？那是一次美妙的相遇，雖然無法使他們心愛的人起死回生，但所有因他的遺愛救下的性命，使他的死亡深具意義。我們詢問家屬有關捐贈者的事，他喜歡做什麼，有何嗜好，以及他希望人們如何記住他。雖然我們就要切開他，將他送給別人了，但我無法想像還有什麼更棒的方式去榮耀這個人。最後大家彼此擁抱，家屬與捐贈者道別後，我們將他推出加護病房。

我們在摘取器官前，會習慣性的先停下來，說些關於這位捐贈者的事。手術團隊，一直照顧患者的加護病房護士、麻醉師、以及外科醫生都會參與。我們常會朗誦一段文字或一首詩，或表達家族提供的想法。之後通常是一陣寂靜，我們許多人雖然眼中含淚，卻也覺得鬥志昂揚。我們要為這位捐贈者的器官服務，負責協助他或她把這些臟器變成絕美的贈禮。這是個沈重的責任，但我們用最誠敬與榮耀的心情去承擔。其他醫療領域中，醫生拚命擊退死亡，保護患者不受疾病蹂躪，減緩由癌症、心臟疾病和創傷所帶來的苦痛。移植則不同。在移植的領域裡，我們從死亡中汲取生命，死亡是我們的起點。

人們想到已故捐贈者時——我們也不會用「屍體」這種可怕的臨床詞彙——也許會想到那些死於摩托車或汽車車禍的人，或突然莫名腦溢血的年輕人。可是有很多捐贈者死於醫學疾病，例如對蜂螫或花生起過敏反應的孩子。他們死於永遠不該發生的情況下——還是寶寶的捐贈者因與父親同睡，父親翻身從他身上碾過；年輕男子在家中腳沒踩好，往後仰翻摔下梯子；還有七歲的卡勒比，他的日常竟變成家人最可怕的一場惡夢。

卡勒比是五口之家排行居中的孩子，他比心目中的英雄哥哥庫爾小兩歲，比妹妹凱蒂大兩歲。卡勒比是個快樂善良的孩子，有機會就跟家裡每個人抱抱。這一天，十二月的某個星期天，大夥兒起得有點早。孩子們的表兄弟來過夜，睡在庫爾和卡勒比的房間裡，男孩們很興奮，一早就想去玩。他們跟大部分小孩一樣，天一亮便醒來，跑到爸媽丹尼和莉安睡覺的寢室裡。莉安叫男孩們回客廳去安靜的玩，直到該起床上教堂時。她建議他們畫畫圖，或想做什麼都行——只要別把妹妹吵醒就好。然後莉安又迷迷糊糊的睡著了——直到她聽見卡勒比急切的扯著丹尼那一側的被單。他嗆到了；莉安不太明白他在說什麼。一開始孩子還說著話，然後就發不出任何聲音了。

他們打電話給九一一，把卡勒比抱下樓，救護車過了好久才來，也許是因為前一夜下了冰風暴吧。丹尼與莉安在等待的幾分鐘裡萬分煎熬。他們不斷想著要不要把卡勒比放到車上，自己送他去醫院，幸好他們沒有那麼做。救護車抵達時，卡勒比已經渾身發藍了。他們從其中一位護理人員的眼神裡，看出他們的兒子有麻煩了。他被送到當地醫院，然後火速被轉到麥迪遜，推進手術室。那邊的醫生在孩子氣管裡找到一個卡住的綠色大頭釘，釘子雖然不大，但卡住的角度剛好截斷孩子的氣流。接下來兩天，卡勒比一直插著管，由機器代他呼吸。

一開始卡勒比似乎有轉好的可能；醫生用藥物讓他維持在昏迷狀態，使他的腦能從缺氧的問題中恢復。醫療團隊叫一直陪坐在床側的親戚先回家，好好睡一覺。等所有人都離開後，莉安去浴室，當她回到卡勒比床邊時，他的監視器突然警鈴大作。卡勒比的血壓和心跳突然升高，然後陡降。莉安知道孩子走了，卡勒比的腦就是在那一刻脫出的。

那晚全家人被帶到會議室，告知卡勒比已經腦死的消息。他們難過極了，院方問他們是否願意考慮捐出孩子的器官做移植，丹尼和莉安立即表示同意。他們需要從兒子的死亡中找到一些正面的事。

最後有八個器官從卡勒比的身體移植到等待生命之禮的受贈者體中：他的心臟、兩邊肺臟、肝臟（分割給一個寶寶和一名成人）、兩顆腎、胰臟和他的小腸。這位莫名死去的男孩，在這個平凡的日子裡救了許多人的性命。

那個恐怖的十二月天已經過去很久了，丹尼與莉安現在過得很好，他們把時間花在另外兩個孩子身上，創造他們永遠珍惜的回憶，回憶中將包含卡勒比的故事。他們儘量專注於美好，不思悲慟，也許他們的回憶將包含那些卡勒比的受贈者。但願卡勒比的肺臟，每幾秒鐘便灌滿了空氣，把氧輸送到某個人年輕的體中；但願他的心臟仍在茫茫人海中跳動，幫某個男孩或女孩將血液輸至全身，讓他或她有足夠的力氣在操場上奔跑。或許有一天，莉安和丹尼能聽得到它跳動的節奏。

還有凱麗的故事。凱麗的母親雪莉用這種方式對我自我介紹：「我們是五口之家，外子布魯斯和我，還有我們的三個孩子：凱麗是我們的長女，她十七歲時死於車禍；我兒子柴斯十九歲了；還有我們的小女兒倩絲，現在十七歲。」在雪莉心中，他們仍是五口之家。

凱麗離開他們的那天，將永遠留存在他們的記憶裡。那是夏季的週日，一個暖風輕揚，舒適宜人的七月天；微風滲過紗門，滿屋旋飛，引人想要出門的那種日子。這種天氣，雪莉通常會跟家人一起到河裡玩，但她知道女兒要中午左右才會到家，凱麗週末跟男友及男友家人一起去參加婚禮了；雪莉很想知道所有經過。凱麗之前曾問過媽媽，要不要陪她去逛逛城裡一些地方，看她能在哪裡拍高三的照片。雪莉實在無法相信自己的大女兒已經在為上大學做準備了。

離開教堂後，雪莉去採買一點東西，買凱麗之前所說的短褲。中午剛過，兒子柴斯走進來告訴她說，有架醫療團的直升機剛剛停到附近的一片空地上，也許農場上有人出事了。

雪莉覺得不對勁，凱麗應該要回到家了。她發簡訊給凱麗，但完全沒有回音。於是雪莉和布魯斯跑去意外事故現場——他們最害怕的事果然發生了：凱麗的車環在一棵樹上，旁邊圍著一群急救人員。

接下來的幾小時轉瞬即過，凱麗的狀況極不穩定，差點撐不到醫院。雪莉和布魯斯坐在等候室裡，護士定時來報告最新狀況，但沒有一個是好消息。凱麗的狀況極度不穩，連電腦斷層都沒辦法做。

凱麗從未離開創傷室，她被宣判腦死。雪莉和布魯斯還來不及思索便被詢問有關器官捐贈的事了。這項決定並不難。「凱莉跟我說過，等她拿到駕照時，就要註記器捐，那次我們便討論過了。『媽，』她說，『等我死時，我就再也不需要我的器官了，何不乾脆送給別人？何不試著救一個、兩個、三個或能救多少便救多少人？』所以事實上，是她自己提起的，我也因此把我的駕照改成器捐者。」

凱麗被移到加護病房，讓家人朋友能待在她身邊。她的情況非常不穩，醫護團隊努力維持她的心跳，等候我們的摘取團隊從麥迪遜過來。這對雪莉和其他家人來說，簡直漫無止盡。

「我知道那是凱麗所希望的，」雪莉告訴我：「我知道她回不來了，那時我只希望她的心臟能跳得更久，好實現她的願望。因此我想，萬一她的心臟停跳，無法做器捐，我一定會更難過。」

腦死捐贈者的診斷檢查可能要花二十四到三十六個小時，我們才能準備摘取器官。除了將器官分給全國各地醫院，有時還須做侵入性檢驗（例如肝臟切片或心臟的心導管術）。這通常得在摘取團隊出發前完成，因為團隊必須等驗血結果出來，看到捐贈者的血型、器官功能以及捐贈者可能有過的感染，包括C肝或HIV。凱麗的車禍發生在中午剛過，晚上十點左右便開始摘取器官了，過程就是這麼的迅速。

凱麗的情形是我們所謂的「一倒就衝」的例子。因為她的狀況如此不穩定，我們在未做任何驗血之前，便派出摘取團隊去取器官了。遇到這種患者，我們通常僅摘取腎臟——我們可以在等待檢驗結果出爐時，把腎臟放在保冷箱的冰上，或用幫浦把輸液打進腎臟裡。接著我們找來受贈者，也許在十二到二十四個小時之後做移植。

我們的團隊抵達後，雪莉和布魯斯走進去跟凱麗道別，她已經腦死了，但那是他們最後一次機會，看到他們心愛而美麗的女兒仍有跳動的心臟。一切來得非常匆促，但雪莉對那一刻記憶猶新。她與丈夫站在一起，穿著手術袍，最後一次凝視女兒。然後他們等待摘取結束，凱麗——沒有了腎臟（被我們的團隊取走了）或眼睛（做為角膜移植），而她的心臟已不再跳動——被送回房間之後，再送到樓下太平間。

「我大概已經猜到他們無法用她的心臟去做任何事了。」雪莉說：「因為她的心臟停跳好幾次，我猜應該會傷損過大，當然了，情況果真是那樣。」不過她還是表示：「我會樂意能有人得到凱麗的心臟。」

雪莉和她的家人依然日日思念凱麗，失去親人十分痛苦，他們剛努力恢復到凱麗希望他們會過的生活。我問雪莉，器捐是否有助她恢復。

她表示有幫助，「我認為那是凱麗繼續活下去，並讓人們記住她的方式。」她又補充：「而且你知道嗎，那是個很好的經驗，對我挺有幫助，幫我理解她希望當捐贈者。她為別人做了好事，讓對方的生活獲得大幅改善，而我跟那人是有關連的，透過那份關係，我覺得她一直都在。」

移植要成功，就必須將移植手術和抗排斥的策略定義清楚，並在幾十年的期間不斷更新。可是若無法更進一步的了解死亡、死亡的過程，與死亡的條件，那些努力便可能都白費了。出於必要，移植是一種催化劑，促使社會對生命、死亡及區分生死界線的感受，做出更深切的定義。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生死交接：一個器官移植醫師的筆記》，遠流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約書亞・馬茲里奇（Joshua D. Mezrich）
譯者：柯清心

器官捐贈者、受捐者和移植外科醫師
共同進行了延伸生命的崇高行動
展現人類在死亡面前高喊勝利的儀式

《生死交接》是部扣人心弦的作品，展現移植醫學如何大舉推進，改善人類的生活。馬茲里奇檢視一百多年來的重大醫學突破，把這段非凡的歷史，與那些發人深省及讓人心碎的患者故事串連在一起。他以溫柔的感性及科學的理性，表達身為外科醫師的使命，闡述外科醫師真實的生活面貌，以及經歷飄然勝利和沉重挫敗的受。書中介紹那些使移植手術成真的現代先驅——這些特立獨行的外科醫生，用大膽的想像、遠見，以及冒險磨練出來的技巧和醫術，拯救全世界千百萬人的性命。我們聽著捐贈者和受贈者的故事，學習其中的倫理道德議題，並讚揚人類不可思議的精神靭度。

馬茲里奇帶領讀者進入手術室，揭開器官移植的神奇過程，它就像一段精緻但激烈的芭蕾舞，需掌握精準的時間點、換氣技巧，有時還要即興發揮。馬茲里奇在這部作品中，觸及生存的本質以及活著的意義。大部分醫師得與死亡戰鬥，但移植領域的醫生卻從死亡汲取生命。「我們移植的這些器官——肝臟、腎臟、心臟——都是珍貴無比的生命禮賜，是死者最後能贈與生者的物品。」馬茲里奇分享他的感念，以及有幸參與這場生命交接的一部分，心中充滿了敬畏。

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