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那

儘管早在2010年便以《強尼兔之教父本色》進入台灣書市，影與與殺但東山彰良真正獲得台灣大眾的光專矚目，還要等到2016年《流》中譯本的訪東出版。而在《流》出版的山彰三年後，台灣的良殺讀者們才又等到了《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

《我殺的人的人人與殺我的人》：沒有奇蹟存在的故事

《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與《流》不僅在書名上有著強烈的對比，它們的影與與殺氣氛也有著明顯的落差。書腰上寫著「如果《流》是光專光，那麼《我殺的訪東人與殺我的人》就是影」。確實，山彰在《我殺的良殺人與殺我的人》中，主角群之一成年後在美國變成恐怖的人的人連環殺手。是影與與殺什麼讓他走上了這樣的道路，正是光專本書中的關鍵提問。而又是訪東什麼契機，讓東山彰良想要寫這樣一個故事呢？

「我之前寫完《流》之後，覺得還想以台灣為背景寫小說。因為《流》是我父親的故事，那我想寫一本我自己編出來的故事，想寫一個相反的故事。」東山彰良說。那怎麼樣寫得相反？「我想說，在《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裡面，不要讓它發生任何奇蹟。就是少年們的三十年後，有人在美國殺了人。而且連續殺了七個。這是一個不可能有奇蹟的狀況了。」東山說，他覺得連續殺人放在台灣和現實好像有點不太符合，但放在美國好像就能說得通。加上台灣人其實蠻容易有親朋好友在美國——話說回來，『許多人在美國有親友』這件事對日本人來說是難以想像的，但台灣因為歷史因素的關係，幾乎家家戶戶都可能有這樣的連結——因此寫起來，會是一個日本人覺得有意思，而台灣人不覺得突兀的故事吧。

不是在台灣長大的台灣人，怎麼寫背景在台灣的小說？

在訪談之中，感覺東山彰良相當在意台灣讀者對小說的接受度。他說，他在寫《流》之前，「對於是否能將小說寫得有說服力，煩惱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流》的評價出乎意料的好，不是嗎？「但是給日本讀者看的東西，台灣讀者並不見得有同樣的感受。所以很擔心台灣讀者的感覺。」桌子對面，溫文儒雅的東山彰良很認真地煩惱著。而因為《流》的成功，使得東山彰良在寫作《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的時候，意識到了作品被翻成中文的可能。「所以會去思考在翻譯之後台灣的讀者看起來會不會有點奇奇怪怪的，會比寫第一本的時候更注意。但是難免還是會有這樣的情況。」東山彰良苦笑著說。

「比如說八零年代的流行文化，像霹靂舞。我實際上自己在西門町玩的時候，沒有看過人在街頭上跳霹靂舞。可是我看一些資料，說台灣的八零年代很流行霹靂舞。然後大家在街頭上跳舞啦怎樣怎樣。不是我的實際體驗，從資料學來的。所以這樣子的話，很可能大家看，這個部分會覺得就是說我們也沒看過啊。」確實，這部份是有點奇怪。但比起「沒有在街頭上看過霹靂舞」，大部分的讀者可能更好奇霹靂舞是什麼吧？

但另一方面，東山彰良對於地景的描繪可說相當精細。比如《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中的大馬路，明顯是中華路，而小說中的麵包店，則對於就讀當地國中出身的我來說，明顯可辨別出是今日仍然屹立的風月堂。這樣一說，東山靦腆地笑了。這麼詳細的地景描寫，源自於東山彰良斷斷續續的台灣經驗。包括在台灣讀小二，以及暑假和過年時頻繁地回到台灣。回來時，就住在外祖父位於小南門的家。「所以我的回憶中，台灣跟我的暑假的那種期待感、好像要發生什麼事情的感覺連結在一起。」這也是為何東山目前作品的年代都集中在七、八零年代的原因。那正是他的青春時代。至於資料與記憶無法攀爬到的地方，那麼靠的就是想像了。

東山彰良的台灣組曲

讀完《流》和《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後，讀者最關心的，或許就是東山有沒有計畫繼續書寫以台灣為背景的小說。「其實已經寫完了，今年9月在文藝春秋要出版。」面對這個問題，東山若無其事地拋出讓人驚喜的消息。那是一本短篇連作集，故事的背景是現在，主角是餐館的九歲小孩子，他和紋身街的紋身師有些相當有趣的交流。「這本會先在網路上連載，目前已在翻譯中。」東山說。

我本來想說，按照《流》是1970年代，《我殺的人與殺我的人》是1980年代，下一本或許會是我成長的1990年代呢。唉。對著年代嘆氣的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之前東山說《流》是父親王璇的故事，但王璇生活在台灣的時代應該是更早以前吧？

「啊，是的。」面對這個問題，東山彰良顯得非常從容。「我父親是1950到1960年代在台灣長大。我現在其實正在寫這個年代的作品。」這是一個當時與現代兩個故事並行的雙線敘事作品，兩個事件之間有著巧妙的關聯。

⋯⋯就是要跳過我的1990年代不寫就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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