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畢業生應胸懷天下」是對上層菁英的期待，還是道德綁架？
知識與討論點
為什麼，名校頂大名校畢業生應該要有胸懷天下的畢業社會責任？
- 貴族平民主義到個人（公民）主義的轉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 這是種對上層菁英的期待？還是種道德綁架？
- 結論：教育的本質是？
前言
最近在寫關於《智識份子》一書中談的「教育的本質」的觀點與看法，剛好讓我碰上了這支影片（待會看完文章再看影片）。生應
情況是胸懷這樣的：一個大陸清華的學霸（法律本科、金融碩士、天下新聞傳播博士三項清華學歷），對上德綁到了節目上問高曉松、層菁蔡康永、期待馬東，還道要準備博士畢業了，名校自己未來可以做些什麼嘗試？
然而，畢業高曉松這樣回應他：「都讀到博士了，生應還要別人告訴你應該做什麼工作？你覺得你愧不愧對清華十多年的胸懷教育？」
另外，蔡康永也補了一刀：
不過，在我看來這個「策略」的目的不是迷惘拖延，而是一種處心積慮的「算計」。怎麼說呢？
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一詞出於北京大學中文系錢理群教授，也很類似耶魯大學教授William Deresiewicz在 2014 年提出的《優秀的綿羊》（Excellent Sheep）。
成功大致上有兩種：符合標準與創造標準：
- 是符合了什麼標準。例如考試，滿足了考題範圍拿了高分；在公司裡，達到了什麼業務的目標要求，就是成功。
- 是沒有什麼過往例子與標準，而你無中生創造了一個協作模式、創造了某個新領域，並制定了標準。例如YouTuber，原本只是拍個影片記錄生活，沒想到最後有了流量可以賺錢，開始制定標準，招募團隊、劇本寫手、剪輯師一起來做事。
也就是說，如果你取得了第二類的成功，就可以雇用一些第一類的成功人士，給他們提出各種要求；而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就是第一類的成功人士，但關鍵在「精緻」：
處處算計、小心謹慎，做什麼事都有個「目的」。
然而，這一種人的形成是有個歷史與社會脈絡的。
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緣起？
菁英的壓力很大，來自於社會對他們的期待？
科舉時代：社會給了你特權，交換之下，就要承擔對應的道德要求與責任。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社會，在過去都有一段封建時期，將人們分為平民與貴族；一直到西方社會逐漸發展成個人主義的公民社會，「平民」和「貴族」逐漸變成了「公民」，二元制度變成了一元，而對於菁英的期待也逐漸消失了。
所以出現了「平等、自由、民主」這種非常現代的口號與權利，每個人都是對自己負責，權利需要自己掙取。但問題就在於：「過去菁英身上的部分特權，在公民社會中，沒有完全打散。」
「高智商，世俗，老道，善於表演，懂得配合，更善於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錢理群教授
這些轉變中的菁英，他們尚享受部分的菁英特權，但同時也急於去掉自己的菁英責任。這也是為何高曉松會痛斥梁植：「名校畢業不是來找工作，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你享受了社會頂端的特權與福利，不應該只看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殘酷的是，一份同年（2014 年）的調查：70％的哈佛大學（世界名校）畢業生，都去了華爾街做金融與顧問。因為薪水極高、身份很好看，炒作金錢與房地產，這類工作往往不是看能力，而是看學歷；而選擇政治與社會相關工作的只有3.5%。
反面思考：這是對於上層菁英的期待還是種道德綁架？
一個人該做什麼工作、投入什麼志業，本來就是窮極一生的問題。儒家也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者是西方馬斯洛的需求理論，從低到高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先求養活自己，再去幫助他人，甚至改變世界。
還沒有給梁植表示自己的「嘗試」，就先怒斥駁他一番，這有點是把問題拉到最高：「國家胸懷」的道德綁架。
然而，我寫到這邊時，查詢了梁植的背景⋯⋯他是出身名門後代，有軍界與官界背景，已經是絕對不愁吃穿，而且當時的梁植在娛樂圈也有一定聲量，所以馬東老師才會一開始說：「這名字好熟啊。」
我想高曉松也是知道這些資訊，才會直接來當頭棒喝，告訴他：「你已經享受太多特權與福利了，夠安全了，應該回饋社會，這是菁英的責任。」
如果把對象換成《奇葩說》選手，肖驍或姜思達，這兩位或許比較好回應回去：「我就只是想混口飯吃，掙些錢，苟且過生活養家嘛！」
畢竟他們是草根出身，但梁植⋯⋯我好像很難幫他想個回應方式，但也覺得他壓力特大啊。
結論：教育的本質是？
由我這個大學還沒畢業的俗人來摸索這個問題，實在有些自大妄薄。高曉松説是名校是「鎮國重器」，是教育出「一等一的人才」，但我則一直相信著：
未來的社會菁英，隨著公民社會、網路的去中心化的影響，不一定會來自名校頂尖大學。他們將來自各行各業，來自於實踐與執行力，敢創新與建立新的協作模式。
他們擁有自由意志，與自己的道德標準和對於社會的期待；然而，他們身上的責任，是由對社會的貢獻所換來，不是名校的標籤。
我個人真心希望，未來的學生不再因學校而驕，而是學校以學生而傲。
本文經作者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