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树、云南守山，位老王小苗说自己30年就干了这两件事。人植他的树数生造面庞被高原的太阳炙烤得黝黑，双脚皲裂如树皮。年半村里人说，林万这老倌也要变成一棵老树了。千亩

　　王小苗所在的云南云南省陆良县龙海乡树搭棚村，听上去满是位老绿意，下辖的人植自然村甚至还有“绿映塘”这样的名字。但实际上，树数生造这里属于喀斯特地貌，年半灰白的林万石头山上原本只有零星杂草。

　　当初，千亩正值壮年的云南王小苗和7个“好兄弟”领着村民上山种树，在花木山辟出一片林场。后来，他们又完成了附近9个乡镇十几万亩的造林工程。

　　如今他们种下的第一批华山松已长成大树。人却眼看着老了。王小苗73岁，是8人中最小的，年纪最大的王家云已经87岁。八老中有4人几乎无法独力走出村子，若不是坐着来访者的汽车，当初种下第一批树的地方，他们已上不去了。

　　2010年，花木山林场被评定为国家生态公益林，按照规定，护林员年龄不能超过60岁。8个老倌这才全部下山。

　　种树

　　78岁的王家寿说，华山松长大一岁，就会分出一道杈子。守山的时候，他还能数得清树上的枝杈，而如今大的松树足有10米多高，他仰脖儿站一会儿，就觉得晕。“数不清啰”，他说，但眼中充满喜悦。然后他用双手圈出碗口大，犹豫了一下，又往外抻了抻说，“有这么粗了”，像是在比划自己小孙子的块头。

　　3月里一个清冷的春日，王家寿的屋檐下，生起一炉炭火。早上七八点钟光景，炉边已经聚集了他们几个老伙计。把拐杖扔地上，把水烟筒点起来，老人们开始了七嘴八舌的交谈。只要天气好，肺气肿没发作，王家寿都会早早出来晒着太阳，等着老哥老弟来“吹牛(聊天)”。

　　“吹的都是以前在山上的时候。”王家云说。他的一双眼睛变成浑浊的青黄色，听人说话，他会把手拢到耳边，把头倾向声音的来源。他已经记不清是哪年上的山，也说不清造了多少亩林。每当旁人问起这些，他口中吐出的数字总是不一样。

　　他说，第一棵松树长得比他高时，那得过去了十四五年。王家寿一听就不乐意了。这位8人中唯一识字的老人赶紧打断王家云的话：“咳，你搞错喽，也就几年的事，我记得到!”他的弟弟王长取坐在一旁，频频点头。而性格老实寡言的王云方无论听到大家说什么，都会带着微笑，“是嘞”、“对喽”地附和。

　　说起大家造林的面积，王家寿神情严肃地一条条澄清：“花木山是7400亩，总共是13万6千亩。”说完，他还不忘叮嘱老哥们儿两句，“咱干了半辈子的事，可别说错了。”

　　1980年，花木山还没花也没木，有的尽是乱石头。大风来了，石子混着砂满山滚。山下的苞米从不结果实，只生空苞子。41岁的王小苗已经当了17年的民兵营长。他总是领着民兵到花木山靶场练习射击。太阳晒在石块上，烫手。

　　“山也要和人一样，穿上衣服裤子才好。”王小苗找生产队长一合计，决定上山种树。“山头有树，山下有路，农民才能富”，王小苗总把这话挂在嘴边。其实初衷再简单不过，树能挡住风，能存住水，能当木材卖。那时候，在生产队干活，男的给10个工分，女的给8个，种树也一样。

　　王小苗挨家挨户地做工作，他拉来了王家寿，王家寿又叫上了弟弟王长取。凑齐8个领头的，又各自拉来了十几个亲戚朋友，堂哥叫着堂弟，妹妹挎上姐姐，老爹领着儿子。花木山脚下，两间废弃的砖瓦厂草房也被改成了“花木山集体林场”。

　　可是，要让石头缝里长出绿树，比在地头种出庄稼要苦。

　　“苦多少?”王家云摆了摆手叹道，“嗨呀，比不得。”

　　王长取对着炭火伸出10指，找不到一片完好的指甲，或凹凸不平，或早已残缺。王小苗脱掉鞋，脚跟的皮肤千沟万壑，“到冬天就淌血，血把袜子都打湿了”。

　　在种树的日子里，每年冬春季节，冻雨和冰雪将山上的石头冻得酥脆时，8个领头人就每人带着百八十人上山了。从每天清晨到夕阳西下，他们挥动铁锄、钢锄，按照长宽20公分、深20公分的标准“挖塘子”。虎口的酸麻从未停止，掌中生出大小水泡。水泡磨破了，变成了老茧。锄头一把一把地劈掉，几天就要换新的。而手指甲也一片一片地劈掉，再长出来。

　　他们在背风、平坦的地方搭起低矮草棚，支起大铁锅，轮流做饭，男女分居。苞米饼子贴着铁锅慢慢黄熟了，挖塘的人们也慢慢回到驻扎的地方。无论谁回来晚了，余留的晚饭总在锅里冒着热气，管饱。

　　晚上，寒气从天上降下来，从石头里钻出来。一件蓑衣，铺一半，盖一半，男女老少来不及觉得冷，就在极度疲惫中睡去。而8个兄弟总是瑟缩在同一间窝棚里，手足相抵，互相取暖。

　　到了雨季，他们披上蓑衣，趁着雨天将培育好的松苗植入挖好的塘子里。

　　提到树苗的时候，王家云努力瞪大了眼睛说：“你晓得可有好小吗?”他用拇指和食指比出七八厘米的长度，笑了起来，“只有一根豆芽菜!”在他粗糙皲裂的掌中已难看出清晰的纹路，苍黄色的指甲弯曲变厚，前端开裂。

　　实际上，总共有上百万根“豆芽菜”，从石缝里长成一棵棵松树，覆盖了整座花木山。

　　守山

　　那时候，每当他们在劳作中觉得腰酸背痛，便会直起身来，打望着已经绿化的山头。“看见树，就觉得来劲了。”

　　如今84岁的王云方走路时，身体完全弓了下去，要压在一根拐杖上，才能一步步挪动。他亲手种下的“豆芽菜”们早就超过他的身高好几倍。对他来说，舒展身体，抬头看看它们，已经很费力了。

　　坐在小马扎上，他会不时用手紧按着左边的小腹部位，“总觉得痛”。

　　从1980年到1982年，海拔2400米、方圆7400亩的花木山上已经遍植松苗，95%以上成活。四里八乡人都来参观，周边乡镇也来请他们帮助造林。又过了11年，这一地区原本石漠化严重的13.6万亩荒山全都种上了华山松。

　　从1982年9月开始，松林经林业部门验收合格后，能得到国家每亩每年10元钱的补贴。向信用社还完购置工具和种子的钱，再给劳力发完工资，这些钱已经所剩无几。算起来，近千人的造林大军，每人每天能得3角钱的报酬，这个数字后来涨到了7角。而8个领头人的工资和其他人并无差别。

　　从1993年起，老人们不再上山种树，他们在花木山林场辟了一小块地住下来，当起了义务守林人。他们养蚕、养长毛兔，也种些蔬菜。树木的生长固着了山上的水土，兔子养得活蹦乱跳，蚕茧抽出优质的丝线，山坳里还出现了一个天然的小水塘。用木桶将浮萍拨开，就能打水。老人们与松林为伴，“过得很高兴”。

　　2010年下山后，王家寿和王长取两家靠低保生活，其他六老的生活“困难是有些，但总是过得去”。之前有媒体报道的，老人们的心愿“就是解决低保”，其实并非如此。

　　老人们聊累了，炉中的火烧得更旺。王小苗呼噜呼噜地抽起水烟筒，王长取和王家德背着手在院子里活动起来。一直没怎么说话的王云方忽然开了腔，说起自己前几天的一个梦。

　　那天晚上，他梦到自己年轻时的模样，又回到了林场，抡着铁锄挖塘，铁石相击，火星四溅。梦里的自己“壮得很”，不是现在的“老背锅”。身旁的村民对他说，老爹爹，你好苦。他直起身来，看见身边满是大树，便对那人说，我不苦。

　　醒来后，他使了半天劲儿想从床上坐起来，直到气喘吁吁。

　　造福

　　王家云一辈子也没盖起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他心里时常觉得愧对儿孙，但孙子媳妇却对他说：“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我们跟着你沾了大光了，村上人都说你们给我们积福了。”

　　所谓的“福”当然并不止于人们的赞扬。

　　从花木山林场往下走一公里，有一处“龙潭”，龙潭旁有个小村子，名为“水井子”。村民说，龙潭就是山泉眼，从前下了雨，水直接从山上冲下来，存不住。可自从有了这些树，几年前，山上有了地下水，就有了“龙潭”。

　　村民们用石板为龙潭修筑了一个水窖，封上铁窗，窗上挂着锁，走到近前就能听见泉流的哗哗声。连接水窖的水管直通村子。据说，水井子村的大多数人都是为了“龙潭”专门搬迁至此的。村里86户、296口人，吃水全靠这眼泉。

　　推开铁窗，是一池清澈见底的泉水。池上方有个泉眼，清泉汩汩冒出，一刻不停。说起8位种树的老人，村民们的感谢非常朴实：“他们做的事是在为子孙后代造福，功德无量。”

　　事实上，自从花木山附近的几个荒山头全部披挂绿装后，再也没有冰雹来打过地里的烟叶，也没有沙暴刮倒山下的庄稼，空苞米终于结果实了。树搭棚村年纪40岁左右的人都还记得，小时候在山间，风卷起沙子石子，人根本不敢抬着头走路。如今，阳光透过树隙洒下，清风徐来。乡里的干部来看望八老，赞扬他们“简直不只种了树，还造了景区”。

　　太阳出来，王小苗所在的王家村会被晒出一股松香味儿。松枝围成鹅圈，也堆满了村民屋后的柴房，松针甚至把茅房的顶棚也遮挡得严严实实。小孩子捡松塔当玩具，飞起一脚踢得老远。

　　王小苗从屋里搬出一条长桌，摆在院子中央，又搬出一口大铝锅，再把鸡都赶到角落里，才揭开锅盖。“放在这里边耗子啃不到”，他笑着把手在衣服上用力擦了几下，小心翼翼地翻弄起锅里的东西。

　　“劳动模范”、“优秀党员”、“造林英雄”……大到国家级，小到村委会，铝锅里装满了他的获奖证书、荣誉奖章和红色绶带，甚至还有领奖时佩戴的大红花。他一样样取出来打开，眯着眼睛，对着阳光看半天，再摆放到长桌上。奖状实在太多，这边的刚放好，那边的就跌落到地上。他赶紧弯腰捡起来，拂去灰尘。

　　其实，不识字的王小苗根本看不懂上面写了些什么，但他能将成套的奖状和奖章准确地匹配起来。“那当然知道哪个和哪个是一起的啦。”王小苗爱惜地看着满桌的荣誉，“我经常翻出来看的，来人了也要给他们看。”

　　有时候，他得了奖金和捐款，会给村上的老人分去一些。奖品也会和7个老伙伴分享。唯独这些奖状是属于他自己的。

　　他还因种树给二儿子讨来了媳妇。那年，他揣着工人的工资去挨村发放，走到一户人家，当家的看他皮包鼓鼓，当下就要把自家的闺女许配给他家的小子。

　　现在，王小苗就和二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当被问及能给儿孙留下什么时，他指了指那只铝锅。在他的口中，小孙子对他很是崇拜，嚷着要跟他学。

　　王小苗居住的阁楼，屋顶透出光来。床上罩着一层破洞的蚊帐，床下并排放着糊满泥巴的旧鞋。一件蓑衣挂在床边上，王小苗说：“我孙儿小，还穿不得这个。”

　　图啥

　　2010年，老人们回到了山下的农家。不时有山外面的媒体造访他们，他们都很热情。“大老远来看望我们几个老倌，你们辛苦了。”王小苗常说。有人提出看他的奖状，他会说“好嘛”;想参观他的阁楼，他也说“好嘛”;让他评价一下“领导”，他还是说“好嘛”。

　　最近几个月，每隔几天，就有“领导”指示他们第二天别出门，要来“媒体”。媒体来了，汽车载着8位老人上山，来的人从包里掏出相机和其他一些老人们从没见过的机器，让他们按照老照片的顺序站在曾经拍照的地方，咔嚓咔嚓一通，然后下山回家。有时，也有“媒体”和他们坐在一起聊天儿。就算是年轻的后生，老人们也叫“老师”。

　　跟“老师”说起烧洋芋或是挖塘子，几个老人的语言都很朴实。可一旦说到种树有什么意义，他们马上就一本正经起来，“保护环境”、“美化家园”这些词用方言从他们嘴里说出来，显得有些生硬，可他们说得很认真，眼睛还直直地盯着对方。

　　陆良县宣传部精神文明办的史主任是和王小苗接触最多的人。他说他有次领着王老去市里领奖，本来告诉他，台下全是“大领导”，要把教他的获奖感言背顺溜，可上了台，王小苗啥也不记得了，只说了一句话：“我不后悔。”

　　荣誉从来没有消除老人对家人的歉疚。在家中需要劳力、儿女需要父亲的时候，他们选择了种树，忽略了顾家。最多的时候，连续8个春节，他们都在山上的林中度过，烧几个洋芋，喝几杯苞米酒，就算是过年了。

　　王家寿的妻子气得指着他的鼻子骂：“人家叫花子、狗都还过3天年，你连狗都不如。”夫妻俩争执起来，王家寿胸前的扣子都被妻子扯掉了。而王小苗的妻子干脆买了一口新锅，闹着要跟他离婚。在当地，买新锅就意味着分灶、分家。

　　但就是离不开树，他们还是选择了留在山上，继续挖塘、种树、守山。

　　说起来，王家寿的儿子王明昆最像父亲。他初中毕业就跟着父亲上山种树，后来，他成为花木山林场瞭望台的护林员，一干就是8年。儿子小的时候，妻子总是每天上山把孩子交给他，再自己回村务农。如今，王明昆虽不再上山守林，却还是林场的护林员之一。

　　王家云的大儿子王吉荣就早早选择了退出。他随父亲上山造林几年后，便觉得“吃不了那个苦，比盘田辛苦多了”。而王家云的妻子保小四如今说起和王家云的婚姻，还是抱怨他“又穷又宝(傻)”，要不是因为自己脸上出过疹子，才不会嫁给他，“连养出儿子都是宝的”。

　　母亲口中的“傻儿子”王吉荣后来外出干建筑，成了乡里小有名气的“大老板”。他家的2亩地被老人种上了树，也划到集体林里去了。王吉荣只是说：“老人一辈子都苦过来了，我这两亩地没啥舍不得的。”

　　而王小苗的女儿似乎始终也没有原谅父亲。7岁那年，父亲就带她上山，这位如今的丝厂女工没上过学，认不得几个字，直说“我爹把我耽误了”。

　　对于如今81岁的王开和，种树意味着洗刷对自己母亲的愧疚。他18岁参加土改，21岁入党，曾是大队的标兵。但因为把自家的地让给别家盖房，致使母亲一气之下服农药自杀。因此被开除党籍处理的王开和选择了上山种树，“当时我认为这辈子啥也不盼了，不能为我母亲做啥，就种树为后辈做点事吧。”

　　如今走上花木山林场，松涛阵阵。拂去松树脚下绵密的松针，依然可见瘠薄红土覆盖着青灰的岩石。野花一丛一丛地开放，当地人说，要不是这两年大旱，林场的红杜鹃该开得更好。

　　珍惜

　　对8位老人来说，树和人一样，也是他们的家人。每年栽下的松苗一旦“站着，绿了，活了”，他们就高兴起来。“就像看到自己的小孩子。”王家寿说，要是看到树死了，他就得“咳咳”两声，觉得胸口发闷。

　　一年冬天，王小苗带上17岁的大儿子到板桥镇上山种树。一个多月的严寒和疲惫使少年患上了重感冒，高烧不退。王小苗惦记着挖塘子，下不了山，就让妻子查彩英一人送孩子到市里的医院。经过3个小时抢救，少年还是离开了人世。

　　后来，树更成了王小苗全部的精神寄托。无论谁问，他都硬是一口咬定在他们8人的坚守下，山上没着过一次火，也没人敢砍树。

　　说到守林，王家寿指了指面前的火炉，讲起了90年代初一个干燥的春日傍晚。那天，临近的马街镇大龙潭村不知谁家烧梗子点着了大火。火借风势，凶猛地扑向毗邻的花木山林场，“呼一声就烧上去”。他们8个人硬是用镰刀砍出一片隔离带，挥舞着松枝将火扑灭。最后，衣服都烧光了。

　　王家寿正讲得起劲，一直在旁边闷头抽水烟的王小苗忽然重重地把半米多长的水烟筒磕在地上。其实，那一次，王小苗的肩膀、脊背都被烧伤，是8人中伤势最重的一个。但他总也不愿意承认，林场曾经面临险境。

　　“说没人偷树，那也是不可能的。”王小苗拧紧了眉头，终于开口，“一棵能卖300元啊!”他伸出了3根手指，重重地强调着。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能让很多人对他付出的心血毫无顾忌。

　　有一次，他在林场巡山，忽然看见原本矗立着3棵最早一批种下的松树的地方，只剩下3个光秃秃的木桩子。王小苗往地上一坐，手抚着树桩截面上的年轮，眼泪就掉下来了。

　　其实，村里很多人都认为，树是八老种下的，八老想砍就能砍。但他们谁也舍不得砍。需要木材、柴火，他们还是从外面买。王开和的屋檐下钉着一根半米多长的木杆，撑着随时可能垮塌的土房。他从没想过砍树来修葺自己的家。问他为什么，他只是笑呵呵的，坚决地摆摆手。

　　王家寿也一样。他指了指自己的房子，西边的厢房之前塌掉一半，还砸伤了他妻子的眼睛。但他让儿子买来竹子进行加固。王明昆很想求父亲向集体要点松木，可他不敢张口，他知道，“树就是老爹爹的肉”。

　　王长取更是对落下的松针都充满了爱惜。他偶尔上山转转，看到村民捡松针做肥，就上前制止。在他看来，落叶归根，树才能长壮。一个人捡点儿没什么，“人多了，这林子过不了多久就败了”。

　　义务护林的时候，8个人每天早晨5点半起床，每人负责两三个山头的巡视。下午一两点，再出去转一圈。晚饭后，又分头上山。山里没有人，只有脚踩在松针上的声音和偶尔的鸟鸣。但老人们并不觉得孤寂，也没什么可害怕，除了火。

　　因为周围的树越来越多，倔强的王小苗开始不让家人在祭扫之时燃烧纸钱，而是拾一块山上的石头，把纸钱压住。碰上别的扫墓者，他也要劝上几句。

　　有时王小苗也会在林场遇到吸烟的年轻人，他就“没收”人家的打火机。“看我是个老倌，他们就交给我了。”其实，王小苗是个名副其实的“老烟枪”，烟不离手。不过只要上山，无论是去几天还是几个月，他连一口也不会吸。“种树最怕火，辛苦几十年，一把火就啥都没了。”

　　2010年，龙海乡请八老将林场交由集体管理，他们可以下山养老。王开和说，到了那一刻，他心头才算静了。因为守山时，护林防火责任重大。“不交掉林场不敢回家啊!现在只想那些小妹妹(年轻人)能够看好。”

　　王云方的妻子去世得早，他忙于种树没顾上家里，心中一直遗憾。如今，他的妻子就葬在他亲手种下的华山松林之中，树高十几米。他的儿子王国平说：“我妈还在跟我爹一起守着。”

　　王家寿的儿子王明昆从抽屉里摸出一只铁盒打开，像打开尘封的记忆。在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中，王小苗和王家寿站在山崖的巨石上，他们的面颊还未因衰老而塌陷，胸膛还未因劳作而佝偻。着深蓝挺括的中山装，顶一头黑发，王小苗对着镜头微笑，仰着下巴，像得胜的英雄。

　　兄弟

　　30年来，他们日复一日地挖塘、种树、守山，日子过得有些寂寥。但8个人从未分散过，像山上相邻而居的松树一般，始终并肩站着，这又让他们心里非常安慰。王小苗说，8个老倌从来没红过脸、打过架(吵架)，凡事都有商量，家人也彼此照应。

　　老人们的聚会仍在继续。王明昆搬来一袋洋芋蛋，用火钳子夹着，丢到炉子上去烤。“他们都是我们的爹。”王明昆的妻子说，她在旁边搭手，不时和几位老人闲话家常，“太熟悉了，早就是一家人”。微微起了点冷风，这位朴实的主妇赶紧张罗着让年纪最大的王家云进屋里烤火。说不动老人，她干脆找了个大号的炉子，又烧起一炉炭火，推到老人们中间。

　　这样的情义，不需要语言来表达。问八老中任何一个他们兄弟感情如何，回答都是“一般”、“还好”、“过得去”。事实上，他们只是不好意思去表达。因为树，他们成了亲人。

　　在王家寿的记忆中，哥几个在山上也很快乐。他们种活了树，树也活泼了他们的生活。穿梭于林中，再也晒不到毒日头，想唱山歌就吼一段。低下头，原来的石漠地也变了，长出鲜嫩的蘑菇，可以“改善伙食”。扯一把野花给小孙子，摘几颗野果下酒。遇到年龄大些的松树，王小苗还会走过去，对着树干拍两下，像是给老朋友打招呼。

　　每棵活着的树，每片茂盛的林，都让他们“心里高兴呀，再没那么高兴了”。有时候兴起，王德映就会说几个笑话，王开和会随手捡一片草叶放在唇间，悠扬的小调就飞出来。王家寿最爱唱《金凤子，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

　　洋芋蛋在炉火上发出微小的噼啪声，王家寿的歌声也响了起来。他声线粗砺，牙齿漏气，神情却是雀跃的。每唱一句，就有一位老人加入进来。有人忘记歌词，旁边的人就大声地提醒他。歌声毕，老人们一起哈哈大笑。

　　王家寿摩挲着自己的膝盖，得意地说，这不算啥，我们还跳舞，螃蟹舞。说着他就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回身招呼剩下的人。

　　屋前的空地上，两条看家狗慵懒地趴在水窖边，一棵苹果树开满了粉白相间的花朵。树下3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唱着“螃蟹歌”，舞动手臂做蟹钳状，同时把脚抬起来，试图去碰触对方的脚。

　　“以前在松树下也是这样的。”王家寿边介绍边忙着蹦蹦跳跳。可是，他们已经太老了，衰老到嘴里唱着歌，手却跟不上节奏;努力抬起腿，却无法碰到对方的脚。

　　但对老倌们来说，这样已经足够令人满意。王小苗说：“我们8人在一起，就像身上穿的衣服一样，不新不孬，刚刚好。”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谢慧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