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約翰．莫切里（John Mauceri）

第九章 人生就是古典你的播放清單

我先前提到，在我的音樂意圖生命經驗中，古典音樂會的愛作曲者的終特色與核心曲目都維持不變——除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種族與性別平等。紐約愛樂與許多交響樂團一樣，無論樂團成員與觀眾的家或種族與性別的多樣程度提升地很緩慢，此外電視節目收視群龐大，表演因而顯得古典音樂屬於白人與男性的什麼天下——不過其實女性在收視群中所佔的比例更高。伯恩斯坦並非雇用新樂手的才音唯一負責人，這過程還涉及評選委員會。樂最儘管許多人希望增加多樣性，詮釋但困難之處在於必須挑戰一些根深蒂固的古典傳統，而且申請人本身的音樂意圖多樣性程度也不一定夠高。（伯恩斯坦畢生為女性與非白人的愛作曲者的終奮鬥無人不曉。）

撰寫本書時，無論紐約愛樂團員名單上有四十四名女性與五十名男性，家或而種族融合的風氣持續席捲世界各地的樂團。女性獨奏家詮釋男性作曲家的傑作已有數十年的歷史，而儘管藝術總監的職位是由男性主導的古典音樂表演界中最後堡壘，現在也漸漸能由女性出任。

二十世紀中葉，黑人指揮家迪恩．狄克森（Dean Dixon）、亨利．路易斯（Henry Lewis）與詹姆士．德普瑞斯特（James DePriest）等人突破世界各地的種族隔閡，如同小澤征爾與祖賓．梅塔（Zubin Mehta）成功登上指揮台。非白人、非歐洲男性可以指揮完全由歐洲白人男性創作的核心曲目，並為此受人讚揚，就像現在人們終於接受女性指揮，實際上甚至比男性還要搶手。我們受邀聆聽經過翻譯的音樂，驚嘆其以各種方式穿梭於人類的思想與心靈，不分性別、年齡、種族或文化背景。

雖然無可否認，核心曲目是世界一小部分人口的作品，但令人欣慰的是它能與所有人產生共鳴，而更重要的是，白人之外的族群也都能理解。音樂需要透過詮釋才能延續生命，而且無論演奏者是誰，都需要聽眾來欣賞與回應。我再次強調，音樂是隱形的。「德國」音樂、「美國」音樂，或甚至是「男性」音樂都只是簡化的說法。賈克．奧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是德國人，而非法國人；貝多芬是德國人，而非維也納人；拉威爾的母親是巴斯克人（Basque）；約翰．菲利普．蘇沙（John Philip Sousa）的父親生於西班牙塞維亞（Seville），母親則生於德國達姆施塔特（Darmstadt）。

雖然核心曲目作曲家百分之百為男性是個不爭的事實，但這背後的情況比想像中還要複雜。華格納譜寫偉大傑作的力量與支柱，來自於他與老伴科西瑪（Cosima Wagner）的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她是李斯特的女兒，也是前文提到的優秀指揮畢羅的前妻。當華格納在鋼琴前創作、彈奏音樂時，她可不只是坐在旁邊做針線活。

威爾第與朱塞佩娜．斯特雷波尼（Giuseppina Strepponi）的關係也是如此。斯特雷波尼是當時最偉大的歌劇歌手之一，退休後成為熱門的聲樂老師，在巴黎與威爾第一起生活了十二年，後來兩人低調成婚。她是極為獨立的女性，是威爾第筆下所有音符的靈感，也是嚴厲又深情的樂評。斯特雷波尼絕對是演唱威爾第新作草稿的第一位歌手，也肯定會在丈夫創作最後幾部巨作時，利用她的經驗指引他做出某些選擇。類似的名單還有康果爾德與鋼琴家露琪（Luzi Korngold）、馬勒與作曲家阿爾瑪（Alma Mahler），以及史特勞斯與女高音寶琳（Pauline Strauss）。

當然，這絕對無法彌補女性無法進入全由男性掌握的古典音樂作曲界的性別歧視。不過，大多數作曲家的創作都仰賴女性提供的堅定支持、啟發、批評與養分。雖然柴可夫斯基是同性戀，但他有十三年的時間依靠富孀梅克夫人（Nadezhda von Meck）的經濟支持與堅定的精神鼓勵。他們從未見過面，但在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九○年之間的書信往來超過一千兩百封，且每個月梅克夫人都給他一筆津貼。

一八九二年，梅克夫人得知柴可夫斯基過世，也在兩個月後撒手人寰。如果沒有她，我們今天不知是否還能擁有這麼多令人珍視的傑作。然而，西方音樂史令人遺憾的是，我們永遠不會知道像馬勒的妻子阿爾瑪．辛德勒（Alma Schindler）與舒曼的妻子克拉拉．維克（Clara Wieck）這樣才華橫溢的女性，如果獲得等同於男性的機會，她們將能為自己取得何等的成就。

Photo Credit: 黑體出版提供

到了二十世紀，作曲家的人生伴侶也不一定是女性了。布瑞頓的繆斯與畢生伴侶是男高音彼得．皮爾斯（Peter Pears）。初抵寇蒂斯音樂學院（Curtis Institute）的吉安．卡洛．梅諾悌（Gian Carlo Menotti）受到塞繆爾．巴伯（Samuel Barber）的照顧，當時他還是一名不會說英語的膽怯少年。梅諾悌回憶，當時比他稍微年長的巴伯在看到自己這個哀愁的年輕人，他和藹可親地用法語問道：「你是義大利人 ？」（Vous êtes Italien?）兩人曾經歷多年的開放式關係。

一九六六年，巴伯的歌劇《安東尼與克麗奧佩脫拉》受到多方嚴厲的批評，正是梅諾悌出手拯救他心愛的巴伯，雖然這時他們已經結束關係，分居多年，他還是將歌劇重新刪整，並於一九七七年指揮演出新版。作曲是一種獨來獨往、有時甚至是孤獨的職業，需要社交活動與精神支持完全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