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隆基（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學博士，啟蒙啟蒙國立中正大學退休教授）

導讀

英國史學家羅伊．波特（一九四六～二○○二）這部西方啟蒙運動史是運動引力一本簡易的入門讀物，它採主題化的導讀方式，簡單明瞭地闡述這個運動的思想試圖各個面向。它點出：啟蒙運動劃時代的楷模科學意義在破除基督教的懷罪的人間觀，把對命運的革命控制重新交回人的手裡，它用理性批判迷信、牛頓掃除了蒙昧，發現法則提出人可以憑新知改造一己命運的般發綱領，這個過程是現社無盡止的，因此人就有趨向完善的啟蒙啟蒙前景。換而言之，運動引力人類首次具有了進步觀。導讀

波特還告訴我們：現代的思想試圖社會學、經濟學、楷模科學心理學以及人類學皆源於啟蒙時代，它們的楷模是科學革命時代起飛的自然科學，啟蒙思想家試圖如牛頓發現萬有引力般發現社會的法則，其意向皆為掌控我們身在其中的這個世界，其前提是不再嚮往來世、少依賴上帝、多信任人自身，並將重心放到人對現世的利益與發展的追求上。因此，啟蒙時代也替世俗化的現代文明奠下基礎。

波特這部著作發表於一九九○年，不可免反映了一九八○年代以來解構主義的「去中心論」精神。它見於歷史教學領域，就是將「西方史」或「歐洲史」課程改裝為「世界史」，台灣很快也跟進（雖然與美國一般，因師資的缺乏，這個轉換頂多是「改裝」，落實有待時日）。反西方中心論之餘，就是反男性中心論，讓婦女這個性別不再隱身於歷史。待到處理「啟蒙運動」，就有些棘手，因為「啟蒙」一詞內建的定義就是由一群先知先覺者振聾發聵，去喚醒受惑於迷信與陋俗的群眾。

波特為了適應「去中心論」，在「上層啟蒙運動」（High Enlightenment）之外，另創「下層啟蒙運動」（Low Enlightenment）一詞，以顧及啟蒙運動與大眾文化互動這方面的研究。在我記憶裡的一九八○年代，華人知識分子仍大不乏人視「五四時代」為他們的精神故鄉，頗緬懷該年代知識分子一度是歷史的樞紐，有代入感焉。因此，西方史學界將視宇擴大無疑帶來了一股清新氣息。但High Enlightenment 的原義是「啟蒙運動盛期」，以別於早期和晚期。波特語帶雙關的移用卻使他無法在書中突顯「啟蒙運動盛期」，唯有將啟蒙時代作統整處理。

做為一本入門的導論，這本書傾向將啟蒙時代統整地陳述，交代歷史背景的篇幅本來就不充分，不宜苛責。而且，它成書於一九九○年，二○○一年再版，未能顧及二十一世紀學術的新動向。這裡尤指強納森．以色列（Jonathan Israel，一九四六～）的三部曲：二○○一年的八百一十頁的《激進的啟蒙運動》（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二○○六年九百八十三頁的《爭議中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 Contested: Philosophy, Modernity, and the Emancipation of Man, 1670-1752）以及二○一三年的一○六六頁的《民主的啟蒙運動》（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Revolution, and Human Rights, 1750-1790）。相較波特是醫療史專家兼治啟蒙時代史，以色列已將啟蒙運動研究變成他的全部關注，而且有將它通盤重新詮釋的雄心。

以色列的切入點是「激進的啟蒙運動」。這個啟蒙運動的左翼，波特一書並沒有忽略，在第五章中曾引用早期的權威瑪格麗特雅各布（Margaret Jacob，一九四三～）的一部一九八一年的著作《激進的啟蒙運動》（The Radical Enlightenment: Pantheists, Freemasons and Republicans）。波特將它當作是啟蒙運動的傍流，而且影響只及啟蒙時代早期，他在第五章中說：「來自查爾斯二世和詹姆士二世治下英國的政治或宗教流亡分子，以及來自法國的胡格諾派難民（尤其是在一六八五年《南特敕令》遭到廢除之後），後來在荷蘭共和國加入了當地的激進分子、自由思想家、文人、出版商以及印刷商。這些人當時在烏特勒支、海牙或阿姆斯特丹尋求庇護，沉浸在一股詭譎難料的氣氛之中；他們還在當地創立了自己非正式的祕密組織、聚會所和社交圈，這些組織有時和共濟會頗為類似。

這些團體推崇兄弟情誼和自由這些帶有『共和國色彩』的美德，因為這些流亡分子別無選擇，必須以這種『共和制』的同志情誼作為他們的生活方式。這些由知識分子組成的小型共和國，不但譴責政治上的專制主義，也建立了自己對傳統宗教的批判論述，而這種批判特別以托蘭德（John Toland，一六七○～一七二二）的著作為基礎，主要建立在一種泛神論的信仰之上，相信應該由大自然取代上帝的位置；有些人甚至還在一些祕密流傳的手稿裡主張摩西、耶穌和穆罕默德都是騙子。托蘭德同樣也是流亡分子，他在政治上推崇共和國這種政體，哲學上則偏向唯物論，而他的著作，也清楚地反映出了他的這些偏好和激進觀點。」以及在第六章中說：「如前章所述，啟蒙運動的發源地其實並非法國。早在孟德斯鳩和伏爾泰這些啟蒙運動的大人物崛起之前，一場激進的知識分子運動便已開始在法國以外的地方出現，尤其是十七世紀期間的荷蘭共和國，以及一六八八年之後的英格蘭。因此，我們必須上溯這些法國啟蒙運動的源頭。」

以上就是波特一書中有關「激進的啟蒙運動」的全部交代。以色列提出了修正主義：激進的啟蒙運動固然一度支配啟蒙運動早期，在中期經歷了由伏爾泰等人引入的英國洛克－牛頓式溫和的啟蒙運動這段插曲後，激進的立場又捲土重來，成為「啟蒙運動盛期」（High Enlightenment）的主流。所謂「溫和的啟蒙運動」就是要求對君主制和教會予以改造，使它們更「合理」，並不主張推翻它們，尤關緊要的是用牛頓的物理神學（physico-theology）在舊神學已經不靈光的地方給上帝的存在提供簇新的論證。經以色列的研究，法國以及歐陸的「崇英」（Anglomania）思想是階段性現象並且是短暫的— 這點在波特對啟蒙時代統整的處理中並不顯著。

以色列認為啟蒙運動導致的現代世界是以民主和科學為主流，是「激進的啟蒙運動」的凱歌，因此「激進的啟蒙運動」本該是啟蒙時代的主流，溫和的啟蒙運動只有在中期稍占上風。波特卻沒有這般肯定，他在第六章中說：「由此，如果我們假定從那不勒斯到烏普薩拉、從伯明罕到聖彼得堡，全歐洲的思想家最關心的議題都和法國思想家一樣（比如對抗邪惡的天主教、『封建』特權、審查制度，或是在哲學上建立唯物論的需求），那麼我們所看到的啟蒙運動便會失真。事實上，我們會發現許多知識分子致力於解決的，都是自己身處的社會或地區裡的問題，還會在各自的文化價值觀之中發展出『啟蒙主義式』的解決方案。」

在評論法國的啟蒙運動本身時，波特甚至說「我們很難說法國的啟蒙運動直接導致了法國大革命的發生」。以色列是研究斯賓諾沙（Benedict de Spinoza，一六三二～一六七七）的學者，因此斯賓諾沙在他的啟蒙運動觀裡成為超級巨星，他的思想體系被視為激進啟蒙思想的母體。在激進思想支配早期啟蒙運動時，斯賓諾沙已經作古。啟蒙運動中期經歷了洛克－牛頓的思想支配後，激進思想死灰復燃，以色列認為是重拾斯賓諾沙主義的傳承。他引用了大量史料，指出後期激進派在遭論敵攻擊的時候，與前期的一般，多被戴上「斯賓諾沙主義者」的帽子，而伏爾泰在啟蒙運動中期之所以引介英國的洛克－牛頓式的啟蒙思想，也是為了防堵「斯賓諾沙主義」。也就是說，以色列首次點出了斯賓諾沙在啟蒙運動全程中的重要性，這是舊的啟蒙運動史中沒有的—波特也不例外。

但是，我不無懷疑：後期的「斯賓諾沙主義」帽子是否乃無神論與唯物論的別稱甚至代號，甚至是托蘭德版本的斯賓諾沙主義？斯賓諾沙本人倒認為他的哲學是泛神論，是將大自然等同上帝，而大自然則是照理性法則運作，因此這裡既然沒有與自然分離的人格神，也無需天啟、神話、奇蹟與教條，甚至不該有教會。他認為人按照自然法則就是一要生存、二要發展，而最順乎這個理性法則的政制則是平等的共和國，在這個政制底下反而容不得散布非理性的舊式宗教：失控的教會與失控的君權一般不足取，都該取締。斯賓諾沙這個等同上帝的大自然是和諧的、有秩序的、理性的。他的這個哲學體系仍有十七世紀唯理主義的味道，與啟蒙運動中後期機械唯物論和無神論的配套似乎有點不一樣，後一類自然主義立場雖然也談自然界的法則，卻是物質運動的物理法則。這是一個概念以及思想史的灰色地帶，有待進一步的澄清。

此外，波特在評論彼得．蓋伊（Peter Gay）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九年撰寫的奠基性的兩冊《啟蒙運動：一個詮釋》（The Enlightenment: An Interpretation）時，似乎並不贊同後者的「啟蒙運動只有一個」的說法，這一點尤見於第六章〈統一或多元？〉。然而，以色列卻回歸「只有一個啟蒙運動」的命題，認為在一個高度整合的啟蒙運動中進行著一場四角——牛頓派（Newtonians）、新笛卡爾派（Neo-Cartesians）、萊布尼茲－沃爾夫（Leibnitio-Wolfans）以及激進派（radicals）——的鬥爭。

波特則在他的「多元的」啟蒙運動的論述裡包含中歐的將官僚制度合理化、促進行政效率、適應時代地發展國家，卻並不以與國家和教會對抗定調的啟蒙運動，其主要代表是官房學（Kameralwissenschaft），在以色列的著作裡卻一字不提，因為它無法嵌入一個高度整合內含四種立場的啟蒙運動。這裡就存在另一個灰色地帶：官房學似乎源自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重商主義（mercantilism），其根源在啟蒙時代之前，但在中歐官房學卻流行至十九世紀，顯然吸收了啟蒙時代的理性主義精神。可以肯定的一點是：啟蒙運動的研究還未達成共識，類似羅伊．波特這樣的總結式的簡介有週期性地面世的必要。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啟蒙運動》，貓頭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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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伊・波特（Roy Porter）
譯者：李易安

曾有個時代， 相信人可以用理性解決一切，
曾有一群人，相信人有無限進步的可能，
他們催生出現代社會的架構、思考方式與價值觀
我們稱之為啟蒙時代，又叫理性時代

《瘋狂簡史》作者羅伊・波特以綜觀視角
去除神話與偏見，帶你重新認識啟蒙運動

用理性解決所有問題
康德曾說：「啟蒙標誌人類終於成年。」十八世紀的啟蒙時代，曾有過無數啟發後世的重要思想家：捍衛自由的伏爾泰、信仰市場經濟的亞當斯密，因材施教的盧梭。受十七世紀科學革命影響，這些思想家以理性、科學為基礎，檢視當前體制現況。他們批判封建制度，提倡基本人權、民主政體，進而間接促成法國大革命與美國獨立。他們力推自由市場，更促使歐洲思想世俗化，終於脫離「基督教」的思維框架。

理性不總是美好
但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卻有不同見解。他們認為啟蒙思想家其實迂腐又好高騖遠，缺乏實務經驗，許多倡議難以落實。只知道支持私有財產和個人利益，對資本社會中的不平等與壓迫視而不見。過於相信理性，對真偽對錯的絕對劃分，排除了多元價值觀，催生出殘酷、不近人情的社會政策，甚至導向極權政治與推動帝國主義。因此，後人將法國大革命中的血腥暴力歸咎於此，甚至認為影響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

我們是「啟蒙運動」的孩子
啟蒙運動雖然幫助人類從過去之中解放出來，卻也在過程中製造出了新的枷鎖。我們今日仍試著解決現代工業化都市的社會問題，而這種現代社會正是由啟蒙運動催生的。甚至我們在試圖解決問題的時候，採用的方法、價值觀、科學知識，都是啟蒙思想家創造出來的。說到底，我們終究都是啟蒙運動的孩子。

Photo Credit: 貓頭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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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