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桶谷秀昭（日本文藝評論家）

解說

在戰爭結束前的川島川島出昭和時代，川島芳子這個名號聽在我們耳中，芳解芳就是說男說從一個羅曼蒂克的傳說角色。男裝的裝的中飛麗人，隱藏著異樣事件與飄蕩著詭異氛圍，國士她的養父身姿驅騁於大陸的風塵之中。

與我們大約同世代的浪速曾野綾子，回想起「日本對支那大陸懷抱野心的望感那個時期」，正值她的川島川島出少女時代，她寫道：「川島芳子與橫川省三的芳解芳名字，與日式的說男說從死亡美學緊緊相扣，震撼著我的裝的中飛內心。比起少女小說，國士當時這類讀物反而更吸引我的養父注意。」（芙蓉書房刊《喀喇沁王妃與我》序文）。浪速曾野綾子很自然地把川島芳子與橫川省三聯想在一起，這點引起了我深切的關注。橫川省三與沖禎介於日俄戰爭初期潛入滿蒙進行軍事偵查，川島芳子則是在九一八事變前後活躍於大陸，即便兩者的時代背景不同，卻自然把他們聯想一起，究其原因，就在於川島芳子是一種悲劇的象徵。

日俄戰爭期的日本國民情感，是基於歐洲強國俄羅斯露骨地南下侵略，因為獨立與自衛本能，國民賭上國家存亡加以抵抗的想法，同時，也伴隨著「扶清卻露」的亞洲連帶情感。當時東京外國語學校教授二葉亭四迷，抱著埋骨大陸的覺悟，經由哈爾濱前往北京闖蕩，類似這樣的國民情感，可以說是最純粹的知識分子（intelligentsiya）型表現。二葉亭前往北京協助當時主持警務學堂的川島浪速，但這樣的協力關係並未長久，原因與其說是思想上的差異，不如說是文人、知識分子與大陸浪人之間的氣質差異。

川島浪速在本書中，被描繪成一個配角，是女主角的養父，他的清朝復辟夢想破裂，是個既老又殘的過時大陸浪人，不過如果欠缺這位養父的薰陶，也就不會出現川島芳子的悲劇了。

川島浪速希望在滿蒙建立一個強力的國家，用以對抗俄羅斯，拯救清朝，這種亞細亞主義的構想，從他於明治十九年離開外國語學校前往大陸後，便未曾改變。這個構想的底蘊，那股純粹的心情，則由其盟友清朝皇族肅親王的女兒顯玗（芳子）繼受。

川島浪速的亞細亞主義，出發點與昭和時期操控滿洲國的官僚統治本質不同，浪速他們的想法，從投身生活於中國民眾之間開始：一起吃苦，以自己的肌膚去感受民眾，這種實踐欲望發展成一種可以為中國民眾而死的信念。芳子繼受的，正是此種思想，日本敗戰後她在獄中書信裡也有談到這個部分。那份對血脈相連同族的想念，對她而言是極其自然的表現。

但是，造成芳子悲劇的原因之一，也是因為有個殘酷的要素介入。這個要素，作者上坂冬子不敢斷言直說，但我們仍然可以推測得出，那就是因為她身為女性而不得不面對男女性事上的抑鬱委屈。一位十七歲的少女，突然剪斷頭髮化身為男性的異樣行為，大概只能說是一種殘酷。

上坂寫作的意圖之一，就在於剝除男裝麗人這個浪漫的外衣，想要追究芳子的真實形象，但這種殘酷的意象，卻也更添加了芳子身為女性英雄的姿態。那是與女豪傑、女丈夫、有知識教養的女史等經常可見的畸形刻板形象不同，是另一種的傷痛。川島芳子的傷痛，與受到近代人權意識形態毀損女性自然本我的女史類型不同，那股傷痛讓我不由得感到同情，這位女性的天性，如果放在不同的時代或環境中，或許可以出現更圓滿的結局。

她機敏的行為、因為想與人親近而滿溢的激情，都遭陰謀的細網所纏繞、捕捉、甚至利用。

如果不帶同情的批判，便會認為這是一種性格的缺陷，例如她的說謊癖、自我展示欲、對男性奔放的情慾史等等。從外界來看，很容易把她當成是某種天真爛漫、毫無防備的天性遭受扭曲後的類型。不過當她因為漢奸罪名被置於生死關頭上時，仍然設法拯救相關人士的性命，可以看出她的本性是一位不後悔犧牲自己性命的人。與以一介女身，將青春奉獻給國家工作，而且不至於毀損自己天性，之後擁有圓滿家庭，順利過完一輩子的河原操子相較，川島芳子的傷痛便更為清楚明顯。

河原操子從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先回故鄉長野縣立女學校任職，因為想要一償平日宿志，之後又離開橫濱的大同學校教職，渡海前往上海的務本女子學堂擔任教師。接著更為了擔任內蒙古喀喇沁王府教師，單身從北京啟程前往喀喇沁。

她在《蒙古土產》一書中如此寫道：「喀喇沁在何方？在北京的東北。途中需要歷經九天的旅程。途中除了風景千篇一律外，其他什麼事情都沒被告知，不僅沒被告知，我自己也全然不了解狀況。」明治三十六年（一九○三）十二月，日俄之間風雲詭譎，她除了表面是喀喇沁王府的日本人教師，也得負責探查蒙古境內俄羅斯勢力的動態；此外，為了方便橫川省三、沖禎介的偵查行動，她也被委託負責日本國家政策中必須暗中執行的機密業務。喀喇沁王府內大多數人都屬於親俄派，操子完全不知何時會遭遇哪種危難，因此河原一直以來，都是短刀與護身用手槍絕不離身的狀態。

一位正值二十幾歲的女性，擁有什麼樣的動機，懷抱何種的宿志，才會想渡海前往大陸呢？她落落大方，極其自然地寫道：「在厚冰之下暫時被閉鎖的宿志，也就是投身清國女子教育的希望，在暖春陽光的沐浴下，又如草木般復甦萌芽了。」一位如此年輕的女性，卻能如此自然地下了這個決心，這應該就是河原操子的人格，也是那個時代的心聲。那是一個石光真清所謂的「國家的命運和個人的未來被緊緊繫在一起的時代」（《望鄉之歌》）。那個時代的心情，在日俄戰爭之後便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