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出版社很喜歡出版「解構中國」的漢文書籍。其總編富察也喜歡在臉書上見縫插針地寫所謂「解構中國」的明只明文字，順便推銷他們出版社的與世緣書。我始終不太肯定，界絕他這樣做是地方出於推銷的緣故，還是性文出於信念。如果是漢文前者，這可能與「反美是明只明工作，親美是與世緣生活」的中國五毛有得一拼。如果是界絕信念如此，則不得不說，地方其認識有很大偏頗。性文

比如，漢文最近他在臉書上寫道：「中國文明的明只明記錄裡，幾乎和軍事和民用技術、與世緣商業資訊這些真正影響歷史發展的力量『絕緣』。」這是推銷一個號稱用「遊牧民族史觀」看中國史的作者的書。

這句話就偏頗得很。

進入討論前，順便先說一句，該作者認為「漢文明與其看作是世界性的偉大文明，不如說是地方性的。」這是典型的「自己竪起一個靶子自己打」的行為，因為沒有什麼嚴肅的中國學者說過，古時候漢文明是「世界性的文明」，只有「世界上重要的文明之一。」因為全球化之前，根本就沒有所謂的世界性的文明一說。所有文明都是地方性文明。筆者通常比較反感這種作風的學者，因為筆者始終認為，在討論一個問題前，要先確定這個問題是不是真問題。如果連這個「起步式」都不能遵從，其嚴謹程度是相當可疑的。

回頭說富察的這句話，首先何為「真正的歷史發展的力量」就缺乏定義，難道只有軍事和民用技術和商業資訊才是「真正的歷史發展的力量」嗎？令人疑惑。

即便不去計較這點，光是「中國文明的記錄裡，幾乎和軍事和民用技術、商業資訊『絕緣』」就已經難以成立。應該說，這句話有少許道理，但歸根到底還是錯的。

有少許道理的部分是，中國的經典著作，特別是古代歷史學，主要關注上層社會的歷史與意識形態，確實對經濟、軍事、民用技術等沒有給予同等的重視，乃至篇幅沒有恰如其分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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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的是，第一，由於中國經典著作數量實在太龐大，因此即便是比例過小，總的數量依然很多，而且不乏相當重要以及一直被重視的經典文獻。第二，歷史學與經典文獻不等於整個文字記載，文字記載中沒有提煉為歷史和其他經典著作的數量，包括流傳下來和沒有流傳下來的，遠遠超過了提煉出來的經典著作。它們也是文明記錄的一部分。

就軍事而論。其實中國典籍中記載軍事的資料很多。從春秋戰國諸子百家中就有兵家，專門談兵法。

《孫子兵法》至今在整個世界歷史中都是軍事名著。在中國古代，對《孫子兵法》的注釋和分析汗牛充棟。宋朝吉天保編有《十家孫子會注》，這十家包括曹操、李荃、杜牧、陳皞、賈林、孟氏、梅堯臣、王皙、何延錫、張預。到了後世及近代，各種注釋就更多了。

《孫子兵法》在六、七世紀時已傳到外國，在亞洲有很大的影響力。歐洲在十八世紀首次翻譯《孫子兵法》（法文），二十世紀初又翻譯為英文。它在外國軍事學者中都很受重視。美國國防部至今仍把把《孫子兵法》列為軍事院校推薦讀物。

處理《孫子兵法》，春秋戰國時代還有大量的軍事著作。《漢書・藝文志》紀錄兵家「凡兵書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其中「兵技巧十三家，百九十九篇。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可見，「兵技巧」指的就是軍事訓練和軍事機械。這一百九十九篇都是關於軍事科技的作品。

中國其他後世兵書依然不絕。托寫在戰國，實際大概是西漢的《六韜》、唐朝李荃的《太白陰經》、唐朝李靖的《唐太宗李衛公問對》等都是一時的名著。

如果所以上作品更多注重「戰略」的話，那麽有關記錄軍事科技不得不提的名著就是宋朝的曾公亮所著的《武經總要》。它是中國古代軍事集大成之作，不但記錄戰略和兵法，還記錄下大量的器械圖譜和訓練方法，這是現在研究古代冷兵器的最可靠的史料。它還有最早的火藥成分的記錄，「四大發明」中的火藥出自中國，該書是最有力的證據。

在明朝抗倭期間，也有大量的抗倭記錄，中國兵書的數量進入一個新的爆發。這時留下明朝茅元儀所著的《武備志》。它是前代兵書的匯編，原創價值不如《武經總要》，但篇幅更詳盡。在清朝匯編《四庫全書》時，大批兵家的作品被收錄在子集中。

除了這些專門的兵書，更廣義一些，在二十四史和通鑑中都存在大量戰爭描述，抽出來都是軍事史料。

可見，所謂中國文明記錄和「軍事技術」絕緣，經不起推敲。

中國文獻中有關民用技術的記載也不少。宋朝沈括的《夢溪筆談》、元代王禎的《農書》、明朝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啓的《農政全書》、李時珍的《本草綱目》都具備世界級的水平。

如果說沈括的《夢溪筆談》的風格是筆記，系統性不足；那麽到了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就完全是有意識的系統性論述了。《天工開物》分為十八章，每章討論一種工農業，包括穀物、紡織、染色、製鹽、製糖、冶金、造紙等等。堪稱前現代時期的農業和手工業百科全書。法國十九世紀的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Aignan Julien）對這部著作非常推崇。

到了20世紀，英國人李約瑟（Joseph Needham）著作的《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洋洋灑灑七卷二十四冊，其依據絕大部分都出自中國史料的記載。中國學者盧嘉錫主編的1990年代版《中國科學技術史》，共有三十卷，每卷六十至一百萬字不等，其分科專史就有十九卷，分為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學、生物學、農學、醫學、水利、機械、建築、橋梁技術、礦冶、紡織、陶瓷、造紙與印刷、交通、軍事科技、計量科學。其主要來源也是各類史料（它比李約瑟版本優越的地方是加上不少考古實物的討論）。如果沒有足夠的史料，能在現在寫出這麽大部頭的著作嗎？

至於經濟活動，中國文獻的記載就更多了。在《史記》中有《貨殖列傳》，到了《漢書》有《食貨志》，此後大部分正史作品都有《食貨志》。這些《食貨志》就是考察中國經濟歷史的基本材料。

除了《食貨志》之外，中國文獻中還有大量的經濟素材。中國歷史學中的系列著作除了二十四史，還有通鑒和紀事本末，此外還有「十通」（即從唐朝開始的《通典》、《通志》、《文獻通考》〔稱為三通〕加上此後的明朝「續三通」、清朝的「清三通」和《清朝續文獻通考》）和「會要」。「十通」和「會要」都包括大量的經濟活動素材。

以上所說的，還都只是經過學者匯編和提煉的著作。至於以「史料」而言，各種未經總結分析的奏章、方志、檔案、家譜、碑文、筆記、甚至小說等還有海量的經濟活動記載。這些文獻數量是如此之多，又是如此未經開發、只要有心聚焦一個題材又能接觸這些原始史料，就能發掘出很有意義的經濟故事。

這又何來「絕緣」之有？

無疑，中國傳統史學界更多地關注王侯將相的故事，在現代史學眼光看來，確實是不夠全面，太過偏頗。但不要忘記，幾乎每一個古代文明，其文字記錄都是以王侯將相放在首位的。比如研究北亞史，很多原生的文字材料就是碑文，碑文中不會記載柴米油鹽的「小事」，只會記載哪個大汗如何建功立業。在古希臘和羅馬的歷史學著作中，政治史也排在第一位，希羅多德（Herodotus）的《歷史》主要就講述了希臘和波斯的戰爭，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顧名思義就是戰爭史。從政治史轉向經濟史、社會史等，目光從上層社會轉到平民生活，基本上是進入近代社會之後的事。

而且，歷史學不等於文明，它只是文明的一部分。即便中國歷史學中關注王侯將相的比例過大，也不等於整個中國文化的記錄中，只包含這些東西。從以上討論可知，中國文化記錄下來的原始素材極多，只是傳統史學界沒有一一細考而已。這又如何能說：「中國文明的記錄裡，幾乎和軍事和民用技術、商業資訊這些真正影響歷史發展的力量『絕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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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