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戈登探長（德尼思化創辦人，年少念儀希望讓文藝更加貼地）

中學時，日記我在早會驚聞相識甚深，遲來但因分班漸漸疏遠的式遺朋友跳樓身亡。後來我不斷在想，憾後到底他為什麼會死呢？那是再擁我首次認真思考自殺這回事，想到最後，抱生驚覺所有的年少念儀自殺都是謀殺，沒有任何人願意自動放棄性命，日記除了當刻走投無路。遲來也曾經想像無數如果，式遺或者我主動做些什麼，憾後他就不用陷入死局了。再擁

謀殺夭折，抱生總會令身邊的年少念儀人特別關注死亡，正如《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的親身經歷。其實何止是他？我們在校園多年的求學生涯，尤其自殺愈來愈低齡化，難免都或近或遠聽聞、接觸，這種讓人痛惜美好未來盡皆破碎的憾事，看見被丟下的生者撕心裂肺地哭泣吶喊。

縱使課室的桌椅空了一格，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書頁隨年月翻動，世界不會因此停止半秒。情緒或會漸漸消減、麻木，傷痕仍舊存在，過去隨時捲土重來，令你我發現故事還未終止，這些遺憾依然尚未完場。

圖片來源：電影《年少日記》劇照

一、悼念儀式：一紙遺書扣連兩個時空

有一種說法是，悼念所代表的，正是一場未及完善的殉葬之儀，一筆未能妥善清還的符號債務。正因有所虧欠，往事才會如鬼魅一般，在未來一再出現，一再縈繞。若是如此，這筆債務到底記在何處，可以如何清算？有趣的是，德希達以地窖一字，置換了帳簿之所在，將對他者的虧欠深埋自身，地窖的crypt，同樣是以密碼編碼的crypt，令悼念換成多種形貌，隱密地投射到外在世界。

——葉梓誦《斷層路徑》

《年少日記》是一場遲來的悼念儀式，講述剛離婚的中學老師鄭有俊，發現了一封沒有署名的遺書，希望能夠找到這位可能自殺的學生，過程中重新追憶早年的家庭傷痛，終於得以抒發，坦然面對過去的憾事，並且找到那位學生，得到自我救贖。

這場儀式源於一紙遺書，穿越時空扣連了鄭Sir的孩童和成年。電影賦予主角的任務是找人，他比對學生的書簿字詞，不斷和同學對話，仍苦無線索，為了更深入那位無名學生的自殺心境，他始有動機、決心翻出那個深埋角落的箱子，拿出那本哥哥有傑十歲書寫的日記，「我唔係咩重要嘅人，好快唔會有人記得⋯⋯」

換言之，只有當鄭Sir回顧、解碼那段不堪的家庭悲劇，重新尋覓哥哥身影，他才能找到這位無名的學生。電影備受讚賞，如魔術般誤導觀眾偏又合乎情理的敘事視角，其成功正在於鄭Sir找人的同時，也令我們也不斷在思考：到底是哪一個人？唯獨設下謎團，才能促成一場與年少日記互動的死亡深度剖析。

逝者已矣，悼念屬於被遺留下來生者的事，活著的人必須背負陰影存活，亦導致誤導視角的扭轉具有說服力。像鄭Sir帶著班長、蝦姐上山大叫，正因昔日有傑在天台教導有俊，有什麼不能說不開心的話，都可以藉著吶喊抒懷。又如有傑鍾情漫畫英雄打怪獸，與公仔自言自語對話，恰好觸動有俊後來戀上、思念林雪兒。甚至，他提筆接續書寫那本意外終結的日記——畢竟只有生者才會繼續有問題——所有都是悼念的不同投射。

謎底揭開，像鄭Sir追憶家庭破碎，母親給兒子最後擁抱，「我覺得自己先係被掉低嘅人」。這些亡魂的痕跡、創傷，即使他再努力想埋藏、忽視，一直纏繞不休，打架轉校，覺得所有關係都是短暫，談戀愛也似乎不曾真正感到快樂，導致日後自覺未準備生兒育女，使妻子墮胎離婚⋯⋯

傷痕，同時也是自我救贖的可能。這筆尚未還清的債務，必須經由電影最強烈的符號，書寫日記連結兩個時空，使童年和成年，生者與逝者得以再次見面，完成這本夭折之書。鄭Sir閱讀痛苦的鬼魅往事，接續了未竟的日記，省視成長至今的諸種問題，真誠地化為文句書信交給妻子，將年少日記轉作展開未來的契機。

遲來的，總比沒來好。這場悼念儀式之所以遲來，除了家庭的內部因素，和社會的死亡禁忌，不可言說的群眾壓力息息相關。

圖片來源：電影《年少日記》劇照

二、死亡禁忌：所有的自殺都是集體謀殺

這些只是冰山一角。

——《白日之下》片尾

今年是香港電影真正的豐收，《白日之下》和《年少日記》都展示了新晉導演應有的專業水準，同樣探討社會禁忌的死亡，前者涉及亞洲發達地區人口老化、長照制度和弱勢社群的議題，劍指香港社會層面的弊端；後者關注青少年的自殺事件，隱隱批判了實用至上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反思大眾對年輕人無理的指控。

老人、小孩，欠缺自我照顧、發聲的能力，難以爭取權利，容易受社會忽視，很常被視作非人異化的物件。《年少日記》的嚴父鄭自雄不就說：「錢係我賺嘅，呢個家嘅所有嘢都係我嘅。」香港地，邊個搵到錢邊個話事，充分貫徹資本主義的理念，像其妻Heidi意外用他的錢搶了風頭，僭越權位，自然要拳打腳踢妥善教訓，「以為養你哋三個唔使錢？」

電影那幕誦讀無名學生的遺書，鏡頭聚焦對著課室不同學生的臉龐，告訴我們，可能每個學生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念頭：自己的生命毫不重要，即使死去也無人記得，最多只是傷心一段日子罷了。校內開會討論遺書時，副校長戲謔說，「呢封嘢唔知係咪網路上抄返嚟，唔使咁擔心嘅」，結論是事情不宜鬧大，只能暗查學生身分。

同屬體制的一員，鄭Sir只能幻想爆粗，怒罵副校長沒有把學生當作人看待；在手機看到有學生自殺的新聞，底下留言多是指責後生仔抗壓力差，阿叔當年仲辛苦的論調，生氣得連打字也手震，語音輸入大聲控訴：是否對年輕人太苛刻？

鄭Sir能有這種看法，源於他早就洞悉香港社會的運行規則，必須恰如其分地符合理想身分，對社會有所貢獻，才有資格被稱為「人」。早於童年，他在靈堂看見鋼琴老師Miss Chan為有傑失聲痛哭，就覺得她已經是對哥哥最好的人，因為父母、自己都未曾真正視其為「家人」。

本應如德布西、舒曼音樂的美好童年，只屬於擅長讀書的有俊。有傑用盡一切方法，寫日記、捱夜讀書，都未能達到父母的預期標準，父親多番責罵，甚至用放棄打他表明其沒有當兒子的資格，母親則得知他留級後說，「如果我會離婚一定係因為你」，甚至弟弟也在課室恥笑他罰站，從來沒有人在意他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