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湯晏

梅光迪

梅光迪一八九○年生於安徽宣城，青年宣城是胡適胡適在長江以南，安徽南部，文迪卻在徽州的學革形北部。胡適的命與梅光故鄉績溪是在徽州六縣裡最北的一縣。宣城與績溪僅百里之遙。辯論梅比胡適大一歲，中逐他也參加了一九一○年庚子賠款留美考試，漸成沒有考上，青年翌年即一九一一年捲土重來，胡適胡適他考取了。文迪此即第三屆庚款留美。學革形

梅光迪非等閒之輩，命與梅光此君頗有才華，辯論他也是中逐一個才子，十二歲即考取秀才。一九○五年清廷科舉廢掉，不然梅君大有可為。梅光迪初履美國就讀於威斯康辛大學（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主修政治及歷史，副修文學。他在威斯康辛並不愉快，後來轉學至芝加哥附近的西北大學（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五）主修歷史，副修英國文學。一九一五年西北大學畢業後，旋即赴哈佛研究所改念英國文學，受業於當時很有名望的文學批評大家及當代新人文主義巨擘白璧德（Irving Babbitt）門下。有些傳記資料說他於一九一八年獲哈佛英國文學博士學位，他是否有哈佛學位尚待查考。

胡適與梅光迪他們在國內就認識，在上海時，梅讀復旦公學，他認識胡適時，那時（一九○九年）胡在讀中國公學，他們由胡適徽州同鄉胡紹庭介紹結識。在一九一五年夏天，梅準備去波士頓上哈佛之前，他與一批中國朋友都在綺色佳，可謂「八方風雨會中州」。這些朋友大家都在討論如何改良中國文字。過了夏天，當梅光迪於九月十七日要離開綺色佳往哈佛時，胡適做了一首長詩送給梅，詩中第二段有兩句「梅生梅生毋自鄙！」並在同一段有幾句比較大膽的「豪語」，茲錄如下：

神州文學久枯餒，

百年未有健者起。

新潮之來不可止；

文學革命其時矣！

上邊這四句引詩是這首長詩的第二段的下半部。在第三段裡開始，胡適的詩又云：

作歌今送梅生行，

狂言人道臣當烹。

我自不吐定不快，

人言未足為重輕。

胡適在一九三三年寫《四十自述》在〈逼上梁山〉裡說：「在這詩裡，我第一次用『文學革命』一個名詞。」接著又說：「這首詩頗引起了一些小風波。原詩共有四百二十字，全篇用了十一個外國字的譯音。任叔永把那詩裡的一些外國字連綴起來，做了一首遊戲詩送我往紐約。」詩云：

牛敦愛迭孫，培根客爾文。

索虜與霍桑，煙士披里純；

鞭笞一車鬼，為君生瓊英。

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

上面這首詩裡的有牛頓（牛敦）、愛迪生（愛迭孫），這兩位是科學家；培根與喀爾文（客爾文）是哲學家。第二行梭羅（索虜）與霍桑是文學家。「煙士披里純」是英文裡inspiration（靈感或啟發）的音譯。我認為任鴻雋這首詩是很高妙的藝術品，具有輕鬆、滑稽、幽默感。在我看來這首詩很有趣，可是胡適有點「生氣」，有點在意。他說這首詩的末行「文學今革命，作歌送胡生」，這兩句「自然是挖苦我的『文學革命』的狂言」。胡適接著又說：「所以我不能把這事當作遊戲看。我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九日裡記了一行：『任叔永戲贈詩，知我乎？罪我乎？』」翌日（九月二十日），胡適離開綺色佳去紐約，轉學哥倫比亞，在火車上他用任鴻雋的詩韻腳，寫了一首自己認為「很莊重」的答詞，寄給幾個綺色佳的朋友；詩云：

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

琢鏤粉飾喪元氣，貌似未必詩之純。

小人行文頗大膽，諸公一一皆人英。

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胡適在這首詩裡，他特別提出了「詩國革命」的問題，並且提出了一個「要須作詩如作文」的方案。他說後來從這個方案惹出「做白話文的嘗試」，到最後不就是民國初年的「文學革命」了嗎？

在胡適看來，他的主張「要須作詩如作文」不是他的創見，他說這是「中國詩史上的趨勢，由唐詩變到宋詩，無甚玄妙，只是作詩更近於作文，更近於說話。」又說：「宋朝的大詩人的絕大的貢獻，只在打破了六朝以來的聲律的束縛，努力造成一種近於說話的詩體。我那時的主張頗受了讀宋詩的影響，所以說『要須作詩如作文』，又反對『琢鏤粉飾』的詩。」

是年（指一九一五年）秋天梅光迪初到哈佛，跟隨當時很有名的文學批評大家白璧德。胡適轉學哥倫比亞，主修哲學，師從杜威實驗主義，副修政治理論，第二個副修是「漢學」。他們二人都是換了新學校、新環境。胡適說「大家都很忙，沒有打筆墨官司的餘暇」，又強調說「這只是暫時的停戰」。胡適說他到了哥大後，「以後兩年我致力於語文改革的工作，也就是我在哥大學生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有關文字改良及詩國革命等等，這樣看來多多少少也是他的專業一部分（漢學是他第二副修），他寫的博士論文又是採用杜威的實驗主義來闡述中國古代哲學（先秦名學史）。所以我們不能隨便說他是「撈魚摸蝦」（唐德剛語）。

過了年後即一九一六年開始，胡適與梅光迪的文學改革辯論捲土重來——胡適說，也就是因為梅對他改革觀的強烈反對，才把他「逼上梁山」的。爭論的起點仍然是在胡適所說的：「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一九一六年初新學期開始，梅光迪來信駁胡適說：「足下謂詩國革命始於『作詩如作文』，迪頗不以為然。詩文截然兩途，詩之文字（Poetic diction）與文之文字（Prose diction）自有詩文以來（無論中西），已分道而馳。足下為詩界革命家，改良『詩之文字』則可。若僅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則不可也。」梅又說：「吾國求詩界革命，當於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若移『文之文字』於詩，即謂之革命，則詩界革命不成問題矣。以其太易易也。」一言以蔽之，梅光迪立論的主意：「詩」與「文」不能混為一談。接著仍在康乃爾讀書的任鴻雋也寫信給胡適，贊成梅光迪的主張。胡適覺得他很孤立。但他們兩人的說法，不能使胡適信服。胡適不「信服」，他要思考。問題在哪地？所以胡適常說與梅光迪辯論有益於他。

胡適晚年在寫《口述自傳》時很坦白地說：「那時我對文學革命的觀念，仍然是很模糊的。但是那首長詩卻是我第一次把我對這些問題的想法寫下來。」他在詩中就寫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了。這是胡適「文學革命」的核心問題。

胡適晚年回憶說，當他在哥大佛納大樓學生宿舍住定後，他覺得有安定下來的感覺，他就有了更多的時間，對這些中國文學的辯論與討論，做很細密的思考。他說現在想來（指在一九五八年做口述歷史的時候），他在一九一六年二、三月之際，對中國文學的問題在思考觀點上發生了變化。他得出一個概括的觀念，他說：原來一部中國文學史，「便是一部中國文學工具變遷史——一個文學或語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個工具」。他的結論是「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個文學上的語言工具變遷史。」

同時他又得出另外一個結論來，此即是「一部中國文學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學逐漸替代死文學的歷史。」同時他為文學革命下了一個定義，他說：「當一個工具活力逐漸消失或逐漸僵化了，就要換一個工具了。在這種嬗變的過程之中去接受一個活的工具，這就叫做『文學革命』。」胡適還用《水滸傳》裡石秀說的「你這與奴才做奴才的奴才！」為例，說如果把這句話改做古文「汝奴之奴！」就沒有原文的力量，這豈不是因為死的文字不能表現活生生的話？這種例子很多何止千百。胡適說歷史上的文學革命全是文學工具的革命，近世歐洲各國的文學革命只是文學工具的革命，「中國文學史上幾番革命也都是文學工具的革命。這是我的新覺悟。」

胡適後來又說：「我到此時才把中國文學史看明白了，才認清了中國俗文學（從宋儒的白話語錄到元朝明朝的白話戲曲和白話小說）是中國的正統文學，是代表中國文學革命自然發展的趨勢的。我到此時才敢正式承認中國今日需要的文學革命是用白話替代古文的革命，是用活的工具替代死的工具的革命。」胡適大膽地說文學革命在中國歷史上非其創見也，拿韻文而言，三百篇變而為騷，又變而為五言七言之詩；賦變為無韻的駢文，古詩變為律詩。

胡適又說散文也有革命，「孔子至於秦漢，中國文體始臻完備。……六朝之文亦有絕妙之作。然其時駢儷之體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見長」，盛唐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於恢復散文。胡適慢慢地已形成中國文學裡本有文學革命傳統的概念了。一九一六年六月中胡適去俄亥俄州克里夫蘭開會，參加第二次國際關係討論會（Confer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去的時候他經過綺色佳，在綺色佳停留了八天，常常與任鴻雋、唐鉞及楊杏佛等人討論如何改良中國文學的方法。胡適說這時候「我已有了具體方法，就是用白話作文、作詩作戲曲」。七月二日回紐約，重過綺色佳，梅光迪也在那裡，胡適說：「我們談了半天，晚上我就走了。」談什麼？談如何改良中國文學。他們一向談的都是文學，而且都是相反的論調，偶爾兩人意見相同，胡適就會高興，大叫梅光迪也成了「我輩」了。但這種情形，少之又少，胡適是錯覺。

在綺色佳，胡適提出的「文學革命」或「詩國革命」主張，面對的是四面楚歌聲，真正為胡適「我輩」的，是在紐約市北郊普濟布施（Poughkeepsie）瓦沙女子學院（Vassar College）的陳衡哲也。在下面一章，我們就專講陳衡哲其人，她是誰？她在文學革命及詩國革命裡的角色，就像《隋唐演義》裡半途殺出一個程咬金。

相關書摘 ▶《青年胡適》：兒時住過台南與台東，很少有外省人跟胡適一樣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青年胡適，1891-1917》，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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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湯晏

周策縱先生知道我在寫胡適傳，
一再對我說：「胡先生是一個很可愛的人，不要罵他。」
我同意周先生的話，胡先生確是一個很可愛的人。

從錢鍾書、葉公超到蔣廷黻，擅寫民國風流人物的湯晏先生，這次作傳對象，是曾大開風氣之先、引領時代之先的胡適。

關於胡適，我們知道些什麼？我們好像知道很多。他是中國文學革命旗手、五四運動的軸心人物；他當過駐美大使、北京大學校長；一九四八年五十八歲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一九六二年七十二歲心臟病發猝逝，其時他的身分是中央研究院院長。但這些豐功偉業，除做為文學革命第一聲的〈文學改良芻議〉，都是發生在一九一七年胡適留美學成歸國之後。

那麼，關於青年胡適（1891-1917），我們又知道些什麼？好像知道的就少多了。湯晏先生的青年胡適傳，娓娓從胡適家世家史、父母親族談起，細細訴說這位「文青始祖」的成長，包括他的家族紛擾、求學周折、青春迷惘、赴美生活，以及他和美國女友韋蓮司的感情曖昧、和陳衡哲趣味橫生的你來我往。全書最後結束在梳理胡適的博士學位疑雲。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之際，胡適是一個「新青年」，如今五四運動甫過百年，胡適已是徹徹底底的舊時代人物了。話雖如此，青年胡適如何走過清末民初的新舊交替，如何從他出生的舊時代，蛻變為開創新時代之樞紐，仍是值得重探深究的一段歷史。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湯晏先生則將帶給我們一個「非典型」的「可愛」胡適。

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