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人口控制：束縛以及戰爭】

埃及和中國

古代埃及（至少在古王國時代〔西元前二千六百八十六年至二千一百八十一年〕）是反穀否存在奴隸制一直引發熱烈的辯論。我也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作為資源但是人力無論如何，它取決於我們如何認定「奴隸制度」以及我們描述的策略是古代埃及的哪一個時期。這個問題可能就像最近一位評論家所描述的奴度與那樣，即便將奴隸制度詳加區分其實也無差別，隸制掠奪因為無論是型資苦役或是分給人民的工作配額都是一樣繁重。下面這段勸告大家成為抄寫員的本主文字很生動地反映出人民勞務的重擔：「做個抄寫員吧。這種職業可以讓你不受折磨，反穀讓你躲避各種工作。作為資源你能因此不必將鋤頭和鎬扛上肩，人力因此不必攜帶籃子。策略因為你不必聽命於多位主子，奴度與它能免去你划槳的隸制掠奪辛勞，使你遠離痛苦。型資」

美索不達米亞模式的掠奴戰爭在第四王朝（西元前二千六百十三至二千四百九十四年）開打，而且「外國」戰俘都被烙上印記並強行安置在皇家的「殖民農場」或是寺廟和其他的國家機構中，而那些地方對勞動力配額的需求量是很大的。從我可以蒐集到的資料來看，雖然早期奴隸制度的規模無法確定，但是很明顯的，中王朝時期（西元前二千一百五十五至一千六百五十年）已存在大規模的、非常類似奴隸動產制的事實。俘虜在戰爭中被抓回來後由奴隸商人取得，然後出售。「國家對枷鎖的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寺廟經常下單訂製」。奴隸似乎也可以被繼承，因為繼承財產的盤點上載明牲畜和人口。

此外，因抵債而淪奴的情況也很常見。新王國時期（西元前第十六到十一世紀）對地中海東岸地區所謂的海洋民族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後也擄獲成千上萬的戰俘，其中有許多人被帶回到埃及，然後以農奴或勞役的身分一大批一大批被重新安置下來，而其工作的地點經常是危害性命安全的採石場和礦山。其中有些俘虜也可能是皇家陵墓的建造者，而且他們曾對失職無法提供他們的口糧的宮廷官員發動有史以來的首次罷工。「我們處於極度貧困的狀態……得不到一口吃的……我們真的已經走上死路，稱不上是活人了」，這是同情他們的抄寫員所寫下的文字。其他被征服的族群則被要求每年上繳金屬或玻璃等的貢物，而他們似乎也是奴隸。我認為疑問不在於古王國和中王國時期是否存在一套非常像奴隸制的東西，而是它對埃及政治的整體重要性到什麼程度。

就我們對短命的秦朝以及其後漢代初期的了解，「早期國家都是一部無所不用其極以便將人力資源加以最大化的機器」之印象又進一步被強化了。奴隸制度只是那些手段其中的一個。秦朝在那麼早的年代即已名副其實地實踐全面性和系統性的統治。它經營奴隸市場與牛馬市場的方式是相同的。

在王朝控制範圍以外的地區，匪徒隨機抓人，然後把他們賣給奴隸市場或是勒索贖金。秦漢兩朝的首都充斥著被國家、將軍和士兵個人捕獲的戰虜。就像在大多數早期的戰爭中那樣，軍事行動常混入「私人擄掠」的成分，而其中最有價值的戰利品包括可以待價而沽的俘虜。秦朝統治時，似乎很多的田地都是由俘虜來的奴隸、債務奴隸和被判刑的「罪犯」負責耕種的。然而，如要聚攏盡可能多的人口，主要還是要靠強迫重新安置被征服之領土上那一整群又一整群的部族（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被俘虜之部族的儀式中心被摧毀，然後在秦都咸陽重新仿建一個，這標誌著一個新象徵中心的創立。領導者權勢和魅力的強弱取決於他能在宮廷周邊聚攏多少人口，此一指標在亞洲以及其他地方早期的治國方法中都是很典型的。

作為「人力資源」策略的奴隸制度

戰爭終於幫助我們發現一件重要的事：人和動物一樣都可以被馴化。與其殺死戰敗的敵人，不如將其收為奴隸。為了回報不殺之恩，他就必須幹活。這個發現可以和動物被馴服的重要性相提並論……在歷史時代的早期，奴隸制度是古代工業的基礎，並且是積累資本的有力工具。

——戈登．柴爾德（V. Gordon Childe），《人類創造自己》（Man Makes Himself）

我們目前不妨先採納一個純粹策略性的觀點，認為當時存在一種專門負責人力供應的軍需單位，如此便可以幫助了解，為何通常以戰俘為主體的奴隸制度比其他形式的盈餘徵用更具多種優勢。最明顯的優勢是：征服者通常會挑選正值勞動年齡的俘虜。他們由先前那個社會負擔養育成本，而征服者只管利用他們最有工作效率的年歲。在很多情況下，征服者也會破例挑選具備有用之特定技能的俘虜，例如造船工、織工、金屬工、甲冑匠、金銀匠，更不用說還有藝人、舞者和樂師。就這種意義而言，掠奪奴隸代表國家不必培育人力或是自行發展所需要的技能。

由於俘虜是從分散的地方、不同的背景被捕抓而來，而且通常又與家人分開，他們是從社會結構中被抽離出去的分子、猶如一粒散沙的分子，因此更容易被控制和吸收。如果戰俘所來自的社會在諸多面向上都被征服者視為非我族類，那麼他們即無權利在社會上獲得同樣的體恤。他們與當地人民不同，很少具有任何社會關係，因此幾乎無法形成什麼反對勢力。為使自己身邊時常有政治中立之熟練的技術人員可用，統治者長期以來一直樂於保留這些與社會脫節的傭役（禁衛軍、太監，宮廷猶太人）。但是，如果奴隸人口到了某個時候變得過於龐大、集中，而且彼此之間具有族群的連結，即不再呈現前述那種理想的散沙狀態。希臘和羅馬多宗奴隸叛亂事件即是典型的現象，不過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至少在新王國之前）似乎沒有這種規模的奴隸制度。

婦女和兒童尤其是最受歡迎的奴隸種類。婦女經常被帶進當地家庭裡充作妻、妾或是僕人，而兒童可能很快就能被同化（雖然社會地位低人一等）。經過一代或是兩代，他們的子孫可能已被融進當地社會，而且和新抓獲的奴隸相比，他們的社會地位也許會高一個層級。歷史上美洲原住民或是馬來社會那種渴求人力的政治體或許具有一些代表性，因為奴隸制度呈現的快速文化同化以及社會階層流動是相當普遍的。例如被馬來人俘虜的男性會娶當地女子為妻，然後再組織自己的獵奴行動，而且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如果一個社會可以不斷獲得奴隸，那麼該社會便仍將是奴隸社會，但是如果將視野放大到幾代人身上，早先的俘虜就差不多變得與他們的捕捉者沒有兩樣。

女性俘虜的生育能力至少與她們的勞動力同樣重要。由於早年嬰兒和產婦的死亡率都比較高，又因為父權制家族和國家對於農業勞動力的需求，女性俘虜乃成為一項人口紅利。她們的繁衍能力應該可以減輕農莊因為人口集中而導致的不健康影響。我在這裡不得不將這個現象和牲畜的馴養相提並論，因為主人也會控制牲畜的繁殖。馴養的羊群通常母畜多而公畜少，因為這樣才能將羊群的繁殖潛力加以最大化。從相同的意義上講，育齡階段的女奴大部分也是以類似於「種畜」的身分而受珍視，因為她們對早期國家這人力機器的貢獻功不可沒。

奴隸不斷被吸收進入社會底層，這在社會的階級分化（早期國家的標誌）的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作用。由於早先的俘虜及其後代已被納入社會，較低的階層就不斷被新的俘虜加以填補，而這種情況進一步鞏固了「自由民」與那些被奴役者之間的界線（儘管隨著時間的推移，這條界線並非牢不可破）。我們同樣不難想像，早期國家中大多數那些無須幹苦活的奴隸都被政治精英所壟斷。希臘或羅馬時代之精英門第在這方面是具有指標意義的。他們之所以自覺高人一等，部分是因為他們家中展現出來的那個由僕人、廚師、工匠、舞者、樂師和煙花粉黛所組成的陣容令人歎為觀止。很難想像在最早期的國家中不曾出現細緻的社會階層分化現象。在這分層的最底部是出身戰俘的奴隸，而最高端則由依賴那些奴隸的精英階層加以點綴。

當然，許多男性奴隸都不屬於家戶之內。在希臘羅馬的世界裡，敵軍被俘擄的戰士（特別是他們如果曾經頑強抵抗）可能會被處死，但更多人則被花錢贖回或是被當成戰利品擄走。一個短缺生產人口的國家不太可能浪費這類早期戰爭所賜予的天大禮物。雖然我們對美索不達米亞地區處置男性戰俘的情況知之甚少，但至少在希臘羅馬，這類戰俘常被當作可隨意擺布的最低階層，被迫從事最嚴酷、最危險的工作，例如挖銀礦銅礦、採石、伐木或在單層甲板的大帆船上划槳。他們的數量是龐大的，但因為他們都在生產資源的地點工作，所以能見度遠遠比不上那些接近宮廷中心的奴隸，而且對公共秩序所構成的威脅也比較小。

我們不妨把這樣的工作想像成早期的古拉格，其特徵是群體勞動和高死亡率。這種奴隸勞動單位有兩個面向值得強調：其一，挖礦、採石、伐木對於國家精英階層之軍事和建物營造的需求絕對是最重要的。這些需求在較小的美索不達米亞城邦中規模雖然不大，但是同樣舉足輕重；其二，這種可隨意擺布的、可替換的低下階層對於統治者而言實為奢侈的資源，因為掌握了它便可讓自己的臣民免於從事最羞辱人格的苦活，從而防範這種勞動可能引發的暴亂，同時滿足了軍事野心以及推動宏偉工事的野心。除了採石、採礦和伐木這類只有逼不得已或是受高薪吸引的人方才願意從事的工作之外，我們還可以加上例如貨運、放牧、製磚、運河挖掘疏浚、製陶、燒炭以及划槳。

最早的美索不達米亞國家有可能常從別處買來商品而非自行生產，因此便等於將苦活和勞動力的控管外包出去了。儘管如此，國家建構過程中大部分的物質面主要仍須倚重這樣的工作，而完成那些工作的究竟是奴隸或臣民便至關重要。貝爾托．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在一首題名為〈識字工人之疑問〉的詩作中問道：「是誰建造了底比斯城的七個城門？在書中你會讀到一串國王的名字。難道是國王自己親手搬動石塊嗎？巴比倫每次被拆毀後，又是誰重新將它修築起來的？」

掠奪型資本主義與國家建構

無論在肥沃月彎地區、希臘還是東南亞，早期國家對於人力資源痴迷的明確跡象是：他們在史書中很少炫耀自己開疆拓土的功績。我們在那其中休想讀到任何類似德國人在二十世紀時所主張的「生活空間」（Lebensraum）。古代一篇記錄凱旋歸來的描述中，在讚美將軍和部隊的英勇之後，即可能為了令讀者留下深刻印象而開始著墨於戰利品的數量和價值。埃及於西元前一千二百七十四年在加底斯（Kadesh）擊敗地中海東岸國王的歷史紀錄不僅是對法老英勇的謳歌，那還是一份掠奪品的紀錄（特別是牲口和戰俘），如此多馬、如此多羊、如此多牛、如此多人。在這篇紀錄中，囚犯和在其他地方一樣，常常因其技能和手藝而受青睞。

我們不難想像，征服者會對自己所獲得的人才編出一份盤點清單。征服者不僅尋找一般的人力資源，它同時渴求那些能為自己宮廷增加光彩的工匠和藝人。被征服之人民的城鎮或村莊一般會被摧毀，以便斷了被征服者回鄉的心願。掠奪品理論上應歸統治者所有，但在執行面上，通常由將軍和士兵一起將其瓜分，每個人都能分配到牲口和戰俘，可以自行保留、勒索贖金或是待價而沽。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羅奔尼撒戰記》中即描述幾場這樣的征服，並且補充說明：大多數的戰爭都在穀物成熟之際開打，這樣它就可以充作掠奪品和飼料。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掠奪型資本主義」概念似乎適用於許多這類的戰爭（無論敵方是與其競爭的國家或是生活於其周邊的非國家體系人口）。在戰爭的前提下，「掠奪型資本主義」，就意味著軍事行動的目的在於獲利。一群戰將可能會想出入侵某一個小國的計畫，每個人指望的都是例如金、銀、牲口以及戰俘等將被他們據為己有的戰利品。這活像一間「股份制公司」，而其業務即是掠奪。端看每一個共謀者在行動中貢獻了多少士兵，馬匹和武器，後續的分贓原則與他的投資成比例。這種行動當然令人十分擔憂，畢竟那些共謀者（除非他們只出錢而不出力）可是冒著生命危險踏上征途的。當然，這樣的戰爭可能帶有其他的戰略目標，比如控制貿易路線或是壓制競爭對手，但對於早期國家而言，掠奪戰利品（尤其是戰俘）不僅是戰爭的副產品，它還是個關鍵的目標。

地中海地區最早期的國家有系統地發動獵奴戰爭，這可以部分滿足其人力資源的需求。在許多情況下（例如在早期的東南亞和羅馬帝國），戰爭被視為通向財富和舒適生活的途徑。從指揮官到個別士兵的每一個人都期待在分贓時都能見者有份，拿到自己的報酬。如此一來，每一個成長到從戎年齡的男性都會參與這種獵奴戰爭，就像羅馬帝國的情況一樣，但這可能導致國內穀物種植和畜牧事業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幸好大量到來的奴隸讓土地所有者以及本業務農的士兵，能將農活交給那些不必受召入伍服役的奴隸。

儘管缺乏有關美索不達米亞和早期埃及奴隸制度規模的有力證據，我們還是忍不住想推測：早期國家那建立在奴隸制度上的穀物生產模式（即使規模不大）正是創建強大國家最不可或缺的因素。那些國家的人口情況原本吃緊，但由於戰俘奴隸一波波地到來，人力需求的挑戰得到了緩解。如下的事實也許是最關鍵的：奴隸（少數技術工人除外）都被集中在最有辱人格和最危險的工地上，往往遠離象徵國家物質實力所在的農莊。如果這些國家不得不完全從自己的核心人民中徵調苦役，那麼勢必冒著引發逃亡或叛亂（也許兩者兼而有之）的高度風險。

相關書摘 ►《反穀》：在國家體系下，野蠻人和文明人其實是一對「暗黑雙胞胎」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反穀：穀物是食糧還是政權工具？人類為農耕社會付出何種代價？一個政治人類學家對國家形成的反思》，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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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譯者：翁德明

• 當代最重要的政治人類學家詹姆斯・斯科特全新著作。
• 顛覆過往對國家與文明成形基本假設，提出今日國家建立的各種想像。
• 《紐約時報》《衛報》《金融時報》《經濟學人》同聲讚譽 !

兩河流域文明的開展，起源於農業社會。高度文明的開始，背後有農業社會支撐？

作者認為，無論是農業或大規模定居本身都不會促成國家形成。中東農民在終年耕作的農村出現以前，就已經開始栽種農作物；從游牧轉變為大規模永久定居的原因，主要取決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提供豐富的野生植物和水中生物等食物來源，而不是因為人類開始從事農業。

他表示早期國家的形成是由一群極具野心的統治者，將農業與定居社群強迫結合的結果。國家的形成始於濕地區域，例如肥沃月彎這種蘊含面積廣大的肥沃土壤，糧食產量不但足夠供應給居民，單一作物也能以較小的空間儲藏，更重要的是方便國家控管和徵稅。

但這些剛萌芽的農業國家型態也極為脆弱，經常分裂成更小的政治實體或完全崩潰。史考特認為，研究人員往往忽略考古記錄中的「瓦解」，其中包括居民對戰爭、稅收、傳染病和作物歉收忍無可忍的可能性。

作者借鑒過去和最近二十年的考古研究，表明六千多年前出現的農耕從某些方面來看並非進步的過程。例如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終年忙碌於耕作的農村或早期農業社會，這種轉變讓他們犧牲了原本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取而代之的是長時間勞動、家畜傳染病、營養不均、收稅徵兵等代價。他也未將狩獵和游牧生活方式描繪成烏托邦的制度，而是仔細觀察兩者的優缺點，提供讀者更全面的觀點：進入農耕並不是人類選擇了一種比較合理或簡單的方式生存，更應該說選擇了另一種同樣困難的方式生存，文化也從此改變。

人類並未因從狩獵到農耕，而擺脫嚴峻的生存難題！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