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化與新舊清史的大清帝國東亞等同爭議

在現今台灣的義務教育裡，大清帝國被放入中國歷代王朝之中，與中亞王成為正史系統中的華的混迷漢化殿軍，長久以來，書評中國人往往將清帝國視為過往諸多王朝的從內朝延續，即便在本質上清帝國是亡國以滿洲人、蒙古人、大清帝國東亞等同圖博人為主體的與中亞王內亞社會，但是華的混迷漢化漢人學者往往視而不見，始終認為清帝國是書評成功漢化的征服王朝。

傳統的從內朝舊清史採取這樣的解釋脈絡，將滿洲人入關統治中原的亡國歷史，看待成野蠻民族因「漢化」而被馴服，大清帝國東亞等同從而採用漢人儒家文化與官僚制度，與中亞王使之成為一個強盛王朝。華的混迷漢化這種觀點以1967年的何炳棣發表的〈清朝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達到高峰，文中何氏將「漢化」視為清帝國能有效統治漢民族的重要因素，此後這種觀點也往往與統治中原僅達百年的「元帝國」相較，蒙古人在中原所建立的「元帝國」之所以短命，正是因為統治者抗拒「漢化」的緣故，相形之下，入關伊始便承襲明朝體制的清帝國反而更聰明，以「漢化」來贏得漢人的認同，方能建立國祚二百多年的征服王朝。

然而海外的清史研究者透過對滿文檔案的解讀，逐漸發現到清帝國在漢人史料之外的內亞色彩，諸如滿洲人與蒙古人、圖博人共享相同的藏傳佛教信仰；蒙古、圖博在政治地位屬於滿洲的同盟，遠高於作為被征服者的漢人。這些要素漸而被視為重新探討清帝國性質的線索，構成新清史的主要脈絡。

本書《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的作者平野聰，捨棄傳統的舊清史框架，轉而以新清史的視角再次探討清帝國的形成及其逐漸衰亡後，為現代中國所帶來的遺產。若以平野聰在本書的觀點來看，其實早在明帝國時期，傳統的漢人政治體制早已不復存在，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之初，採用的即是蒙古人所遺留下來的建制，從地方管理到軍事體系，明帝國承襲的對象是元朝而非宋朝，因此明朝究竟該視為是傳統漢人王朝的復興，抑或是蒙古化的漢人王朝，則是另一個有趣的課題。

另一方面，將異族採取中原典章文化的行為視為「漢化」是否洽當也不無疑問，本書以滿洲人在蒙古、圖博（西藏）、東突厥斯坦（新疆）、漢人十八省等四個區域的統治方式，說明清帝國的統治是因地制宜，尊重當地原有的社會體制，因此清帝國的「漢化」作為，可能也只是漢人在十八省所見所留下的「片面記憶」。此外，若從乾隆皇帝對滿洲旗人嚴重腐化的抱怨，以及呼籲他們重拾部族勇武傳統來看，熟稔漢文而遺忘滿語、重視科舉文章而廢弛游獵騎射，這些在滿人皇帝眼中屬於警訊的風氣，是否真能作為「漢化」是成功統治的依據？似乎這些訊息所呈現出來的，是「漢化」等同於亡國之兆。這些迴異於傳統中國史觀的爭議點，值得我們深思。

古代中國的思想矛盾：夷夏之辨與天下一家

本書在剖析大清帝國如何以征服者的身分駕馭被征服者的漢人社會時，提到一個重要的觀察面向，即儒家思想中的夷夏觀念。夷夏觀源自於中國商周時代，其觀點核心是把中原王朝當作文明程度較高的「夏」或「華」，而四周文明程度較低的民族則被視為「夷」，這種觀點並非中國獨有，古代希臘人因認為自己文明發達，而把周遭異族統稱為「蠻族」。這種原本因為政治現實而體現的我群與他者的分別，經由秦漢時代的儒家重新闡述，演變成一種文化優越論，採用漢人儒家政治體制的被視為「夏」，反之則被視為「夷」，因此到了後代，採用儒家體制的漢人社會反被身為「夷」的異族征服統治時，這套夷夏觀就開始出現了與現實無法接合的矛盾。

首次出現這種矛盾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原本屬於「夷」的匈奴、鮮卑、氐、羌、羯等五胡異族接連統治華北，建立征服王朝，而華南地區的南渡漢人政權，則被部分留在華北的漢人奉為「華夏」正統。然而如果以川本芳昭《中華的崩潰與擴大》書中提到的北魏情況來看，卻又不盡然，鮮卑君主在統治華北的過程中，將鮮卑人納入夷夏觀當中的「夏」，而把華南政權「異化」為「夷」，使夷夏觀符合政治現實，這種作法其實開啟了此後隋唐時代「天下一家」的先河。

所謂「天下一家」並不是不區分夷夏，而是在接合政治現實的同時，將統治階級與漢人社會直接納入「夏」的範疇，並且再次將直屬統治區域以外的異族歸納於「夷」。不過這種適應現實的調和到了宋代時則又再一次進行「適應」，由於夷夏觀在對應政治現實後，體現出來的是夏尊夷卑，但是北宋由於無法征服北方的「遼」與西北的「西夏」，因此在實際外交中必須視對方為同等的政權，如此一來過往的夷夏觀便與之脫軌，逐漸發展為以血緣、種族為基礎的「夷夏之辨」，說到底，這也是因為在社會制度上，北宋、遼、西夏大體上都是採用相近的漢人體制，因此只好從先天相異的種族差別上強調夷夏不同。其實就古早的儒家典籍而言，「夷夏」的區別看的只是採不採用周王朝的文化體制，並不強調種族差別。但是經北宋的「發明傳統」後，漢人社會的夷夏觀就轉變為近似種族主義的情況。

滿洲人剛征服中原時，碰到的就是這種情況，因此本書作者平野聰以雍正皇帝的《大義覺迷錄》來說明其試圖顛覆漢人的夷夏觀，筆者認為反而是雍正皇帝將夷夏觀拉回北宋以前更古老的脈絡，重新把華夷定位與現實政治再作接合，可以說滿洲君主在統治漢人十八省的用心，與在蒙古、圖博以尊崇、保護佛教的姿態維繫統治，是一致的。

位於拉薩東邊達孜區內的甘丹寺｜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現代中國的精神錯亂：自古不可分割的領土與虛假的中華民族

大清帝國於1911年崩解後，取而代之的是中華民國，如果按照革命歷史而言，清末的革命黨人所要求的是「驅逐韃虜」，亦即將滿洲人趕回滿洲，恢復只有漢人的「中華」，因此理論上漢人的中華民國應該只包含清代的漢人十八省而已，至於滿洲、蒙古、圖博、東突厥斯坦，則應該讓其人民自行決定去留。至少，按照原來的革命精神，推翻滿人王朝的革命本就與這些地方無關，然而無論是孫中山或袁世凱，在指導中華民國初期國策的同時，也自行繼承了大清帝國的疆域，因而開始產生所謂自古不可分割的領土這種主張。事實上，從清末開始建構革命理論的章太炎，並不贊成將蒙古、圖博等地納入中華民國的範疇裡，原因很簡單，翻閱史書就知道，這些地方並非自古就屬於中國的一部份。

平野聰在本書詳述大清帝國在進入近代國際外交體系的同時，如何將原本屬於清帝國的同盟、藩屬逐漸轉換為法理統治的領土，在這個過程中，清帝國為了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強行取消蒙古、圖博的自治同盟地位，讓其降格為屬地，以便在外交談判上主張中國主權能有效行使於這些地區。但是對蒙古、圖博來說，這無疑就是背叛，民國肇建，蒙古以及圖博便藉此脫離大清帝國的控制。本來這種主張如果放到一次大戰後的民族自決風潮裡來看，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弔詭的是，中國漢人一方面以民族自決的口號要求收回清末割讓出去的領土、租界，另一方面卻又無視蒙古、圖博、滿洲的自決要求，堅持這些領土自古就不可分割於中國。這種觀點直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後，依然如此，只能說其認知異常於當前的歷史常識。

本書也指陳民國建立後的一項發明——中華民族，是仿照日本明治維新後所建立的單一民族觀之產物，一般說來，中華民族的基本底蘊是五族共和，按照孫中山的講法，五族是漢、滿、蒙、回、藏，亦即是以大清帝國時期的內部主要族群為核心；章太炎則提出五族共和應以文化共通性為導向，提出以漢、滿、越（越南）、朝（朝鮮）、日（日本）為聯合的對象。前者沿襲清帝國的體制，後者則在現實上沒有可能性，但無論如何，以五族之說構成的中華民族，從來也不是什麼單一民族，孫中山更直接赤裸宣布，要將五族中的滿、蒙、回、藏予以「漢化」，使其最終成為漢人，就今日而言，這就是文化殖民。

孫中山死後，蔣介石與毛澤東仍舊執行這樣的文化殖民政策，意圖消滅少數民族的獨立性，使其納入漢人範疇中，今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東突厥斯坦（新疆）執行的維吾爾人改造計劃，可溯及到民國初建之時。本書在敘述大清帝國進入國際社會後的轉向，也透露出清帝國由內亞王朝轉型為東亞國家之際，犧牲了努爾哈赤建國以來的親密夥伴（蒙古、圖博），轉而依循漢人大臣的政策使帝國體制全然倒向漢人一方，促成蒙古人、圖博人、維吾爾人，甚至是滿洲人自己百年來的血淚悲劇。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這本書對於長期接受漢人史觀的台灣人讀者來說，正是一個刺激我們去思考自身與中國關係的良藥，每本清代有關台灣的地方誌開頭無不強調：台灣自古非中國所有，甚至台灣社會的文化脈絡也與現今的中國漸行漸遠，正如我們從來也不會認為因為日本使用漢字，學習隋唐典章制度，就說日本是中國自古不可分割的一部份、日本人是中華民族的一員。顯然，中國拿來認定台灣屬於中國的種種理由，正如本書所揭示的中華民國拿來同化蒙古、圖博、東突厥斯坦、滿洲的說詞一樣，雖然有人說，謊話說了一百遍就成了真話，但其實卻是你未曾當它是謊話，只是把它當屁話，屁話說了一百遍，蠢人就有可能當真；但是連蠢人也知道是謊話的屁話，再扯一百遍又有什麼用呢？筆者願以此作結。

相關書摘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導讀：從內亞帝國到東亞帝國，「清」的本質是什麼？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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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野聰（ひらの さとし）
譯者：林琪禎

「清」的本質是什麼？
它如何從尊重藏傳佛教的「內亞帝國」，演化為用經世儒學自救的「近代東亞帝國」，再演化為一個叫「中國」的民族國家？
製造出「中華的混迷」的帝國又如何被「中華」史觀所吞噬？

華夷思想的大明．「中外一體」的大清．被「中華主義」支配的中國——包括台灣、琉球、韓國在內的，充滿矛盾和對立的現代東亞，如何處理乾隆皇帝的巨大遺產？

東北亞的梟雄、努爾哈赤率領的滿洲人國家，越過長城而征服漢人，建立了大清。大清之所以能擁有廣大領土，並非因為是「中華文明」的代表者，而是因為獲得藏傳佛教支持，才能治理西藏與蒙古。大清的本質是「內陸亞洲的帝國」而非「中華帝國」。

然而，當十九世紀西方列強抵達東亞時，帝國面臨到必須轉變為「近代主權國家」的難題。在清末的混亂中，民族國家「中國」的樣貌隨著排滿的思想逐漸浮現，但究竟「中國」該具有怎樣的型態，始終莫衷一是。

在如此「混迷」的狀態中，東亞最大的國家，從「內陸亞洲帝國」演化為「近代東亞帝國」；從多元文化的帝國發展成「中華」社會的近代國家。如今，東亞國際社會的矛盾與緊張關係，皆來自這個叫做「中國」的國家不完全的轉型過程。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該如何正確理解清帝國？以及台灣身處今日「東亞」何種位置？都必須追溯「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這一主題，從中找到答案。

本書的啟示是：
從康熙征服台灣到光緒割讓台灣，是一段作為「內亞帝國」的大清據有台灣，及在近代國際關係體系中轉型為「近代東亞帝國」的大清放棄台灣的歷史。作者認為，如此跳出中華的羈絆，在內亞史和東亞史的框架下才能找到「台灣的定位」。

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屬於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一百週年，所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第18卷。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羅元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