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鲟重现野外？关于野外灭绝的两个误区
在重庆市万州区长江中的三峡库区珍稀鱼类驯养基地，长江鲟人工繁育研究工作进展顺利。长江2022年2月25日，鲟重现野基地工作人员在查看长江鲟的外关外灭误区生长情况。 （新华社/图）
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宣布长江鲟野外灭绝后一个多月，于野长江鲟又在野外被发现了。长江
据湖北极目新闻，鲟重现野2022年9月6日下午约6时，外关外灭误区湖北省团风县渔政执法大队接到市民求助后，于野在团风县罗霍洲网红沙滩救助了一尾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长江鲟。长江这尾长江鲟体长96厘米，鲟重现野重4公斤左右，外关外灭误区背尾部有一个小红点，救助后活性较高。
“野外重现长江鲟”这一消息让不少网友欢呼：长江鲟是不是又回来了？
其实，物种在野外被发现和野外灭绝间并不矛盾。一直从事鲟鱼保护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野生长江鲟与人工养殖长江鲟外观上没有区别，但由于已经几十年没有发现长江鲟自然繁殖的痕迹，“可以推断，这是一尾人工养殖的长江鲟”。
长江鲟的人工放流工作已经进行多年。2007年以来，累计放流的人工养殖长江鲟共计86.58万尾，近几年，每年在长江上游放流的人工养殖的长江鲟在10万尾左右。“能发现长江鲟很正常。”危起伟说。
在野外发现不一定是野外个体
长江鲟是中华鲟的“近亲”，仅在长江流域中发现。1982年葛洲坝截流以来，葛洲坝下长江鲟自然资源逐渐减少，至2000年前后，坝下再未监测到长江鲟。2022年7月21日，IUCN正式宣布其野外灭绝。
根据IUCN的定义，野外灭绝是指：当一个物种仅仅被知通过人工繁育、圈养而生存，或作为归化种群在其历史分布范围之外生存；当对该物种的全部历史分布范围内已知和/或预期的生境以适当的时间频次（天、季节、年度）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调查，且调查在适当的时间尺度上超越该物种的生命周期和生命形态，仍未发现任何个体。
“野外灭绝是说长江鲟在自然界没有自然繁殖了，并不是说野外没有长江鲟。”危起伟解释。
幸运的是，长江鲟的人工繁殖十分成功。早在20世纪70年代，长江鲟人工繁殖研究就已开始。1976年，长江鲟首次催产成功，获受精卵11.4万粒，获苗1300余尾。2018年，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与宜宾珍稀水生动物研究所实现达氏鲟子二代全人工繁殖，首获子三代仔鱼。
长江鲟放流活动也愈发平常，最近的一次放流就发生在一个多月前。据新华网消息，2022年7月22日，在重庆市广阳岛举行的“朝天门至涪陵河段航道整治工程生态补偿——增殖放流”活动中，就放流了包括长江鲟在内的长江上游珍稀鱼类共22万尾。
危起伟通过体型判断，这次发现的长江鲟相比放流的长江鲟体型稍大，说明已经在长江中生活了一段时间，而且长江鲟主要栖息在江水较浅、流速较缓、泥沙底质的宽阔湾沱，在沙滩发现也很正常。随着放流的逐渐增多，误捕长江鲟也时有发生，他表示，对误捕时间、地点等情况的监测本身也是对放流情况监测的一种。
此前IUCN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称，被定为灭绝或者野外灭绝，不代表以后就没有调整的可能。如果重新发现灭绝物种，或者人工繁育和放生重新建立了野外种群，并且有相应的证据，那红色名录的级别就会随之调整。
2022年2月25日在三峡库区珍稀鱼类驯养基地拍摄的长江鲟。 （新华社/图）
野外能生活不代表种群重建成功
放流后的长江鲟单纯能在长江中生存并不意味着种族重建成功。而且，人工养殖的长江鲟回归自然后的生存风险仍然存在，栖息地环境、食物，以及人类的捕捞活动等都会对其产生影响。
农业农村部2018年印发的《长江鲟（达氏鲟）拯救行动计划（2018—2035）》（以下简称“《行动计划》”）中就提到，截至2017年底，长江鲟放流效果不明显，误捕到的长江鲟没有发现有性腺发育成熟的个体。
《行动计划》中提到，远期目标是到2035年，“经过长期不懈努力，长江鲟资源修复和种群重建获得成功，栖息地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资源呈稳定和上升趋势，形成稳定、可自我维持的野外种群；人工保种繁育体系完备，人工繁育子三代得到产业化利用，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
种群重建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完全脱离对人类的依赖、可以自然繁衍和生存的种群。中国种群重建的一个成功例子是麋鹿，自1985年重新引入38只麋鹿之后，通过人工繁育重建野外种群。国家林草局网站显示，目前中国麋鹿种群数量突破8000只，“基本实现了恢复野生麋鹿种群的目标”。
危起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重建长江鲟自然种群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大规模的人工繁殖和增殖放流，但是从目前来看，“长江鲟在野外还没有建立稳定的野外种群”。
此外《行动计划》还提到，要建立长江中上游长江鲟超声波监测网络，建立误捕救护监测网络。实现对长江鲟幼鱼和成体的全区域监测，将长江鲟资源损伤降至最低。
不过，种群重建路上的困难有许多，IUCN物种存续委员会（IUCN SSC）发布的报告《全球物种重引入》中鱼类章节多次提到的困难包括旧有栖息地环境遭到破坏、基因遗传多样性堪忧、后期监测困难，以及缺乏资金等。
南方周末记者 宋炳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