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一樵

善觀中國：朝鮮使臣燕行經驗所形塑的流轉思想資源

明清易代後，有相當長的紫對剛的清敵視的態度一段時間，朝鮮全國上下對於清朝一直抱持著極為敵視的禁城極為態度，甚至影響了學術思想的朝鮮成立朝抱持著取徑。然而，全國朝鮮方面透過多次的上下燕行使節交流互動，許多新的流轉看法與觀感也就隨之產生。這一種交流的紫對剛的清敵視的態度過程中，朝鮮君臣們試著由「善觀中國」，禁城極為理解到清朝制度、朝鮮成立朝抱持著社會、全國經濟的上下各種面向，並且重新估計自身該如何應對的流轉策略。

另一方面，紫對剛的清敵視的態度透過朝鮮思想史的禁城極為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發現朝鮮「北學派」士人中的重要骨幹成員，大多數具有燕行出使的外交見聞與經驗，他們強調「北學中國」的重要性，並且認為必須用開放接納的態度，向國勢強盛的清朝進行學習，一改先前排斥輕視的負面態度。

事實上，朝鮮「北學派」一詞，出典於《孟子・滕文公章句》，原文如此寫道：「陳良乃楚國人，閱周公仲尼指導，北學于中國。」朝鮮學者援引儒家經典文句，以此著書立論，用來支持其「北學中國」的主張想法。當時朝鮮「北學派」的領袖人物中，例如：洪大容、朴趾源（一七三七～一八○五）、朴齊家（一七五○～一八○五）、柳得恭（一七四九～？）等人，大多數直接與朝鮮燕行活動有所關聯。

正是透過燕行出使的旅程見聞，才使得北學派士人們深切體認到清朝文化的豐富內涵，進而試圖從中發掘出改革朝鮮現實狀況的具體策略。北學派士人們不僅重視工商業，以及技術的發展，並且展開了對於不事勞動生產的兩班貴族學者們的嚴肅批判。

這一些「北學派」的讀書人特別強調「實學」的重要性，建議採取務實的態度來看待東亞世界的各種改變。這一種政事方面的務實態度，若是套用當時北學派的話語，即是「力學中國二十年」的企圖心，也就是企圖讓朝鮮由弱轉強的政治願景。此一思維態度，從各個方面深刻影響了朝鮮領導階層的世界觀，或者我們也可以說這是一種全然不同的「東亞觀」，甚至是一種如何重新認識外在世界的「知識框架」。

朝鮮北學派的主要代表學者朴齊家，曾經在參與燕行出使清朝之後，詳細寫下他內心的深刻感受：「我國既事事不及中國……衣食之豐足，最不可當……凡盡我國之長技，不過中國之一物。」朴氏認為朝鮮何以積弱如此，各種技術盡不如人，實在是因為「不學中國之過也」。

朴齊家甚至在其《北學議・尊周論》中提出了一整套用來討論「華（以朝鮮為代表）夷（即指清朝為『胡夷』）論」的不同論述框架。朴氏在相關論述中特別強調要學習中國之法，結交中國之士，廣泛理解清朝政治文化的特殊主張。

朴齊家等人面對乾嘉時期的中國現況，同時思索著朝鮮的未來展望。朴齊家曾在《北學議・尊周論》中引用趙武靈王變易胡服的典故，指出古代的英雄人物，若有「必報之志」，即便要身穿胡服，也不會加以排斥。朴氏還提到當時在朝鮮若說要學習清朝的制度與文化，人們往往「群起而笑之」。

朴氏指出若要以當時朝鮮的國力，試圖為明朝申明大義，舉兵起事，攘夷復仇，但卻不知道學習清朝之法，也不與中國之士交往，不過是「使吾民勞苦而無功，窮餓而自廢，棄百倍之利而莫之行。」朝鮮若是採取冒進的軍事行動，可以說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朴齊家主張朝鮮若想要尊王攘夷，「莫如先知夷之為誰」，甚至還要「盡行其法」。若是主張朝鮮應為明朝「復仇雪恥」，遠遠不如「力學中國二十年」後，再來商議此事，也不算太遲。

平心而論，朴齊家的主張並不是一種「投降示弱」的消極行為，而是極其務實的去面對與處理朝鮮與清朝之間的交流與互動。並且不再只是用情緒化的「尊周」與「思明」方針來作為朝鮮國政外交上的主要權衡標準。朝鮮上下如何援引吸收清朝各種學說與技術，廣納各方知識，進而改變朝鮮當下的困難處境，才是朴齊家所熱切關心的實學之事。

類似看法在燕行使節回國後的報告中，也可略見一二。例如一七一五年出使清朝的領議政李光佐（一六七四～一七四○）便向朝鮮國王奏呈：「清人雖是胡種，凡事極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時，但國俗之簡易稍異矣……」清代宮廷典章制度，沿襲明代，而略有變化，可以說有其文明之處，並非全然是負面印象。

另外，曾在一七七七年以貢副使的身分出使清朝的李（土甲）也有類似看法。李（土甲）曾在《燕行紀事》中主張，對於清朝應當有正確的態度，也就是「其所統攝九州，治成制定者，不可以夷狄而忽之」，亦即必須正視清朝典章制度，不可任意輕忽，僅以夷狄視之。宏觀來看，清朝與朝鮮之間的文化交流，其實經歷過相當曲折的變化歷程。

而各種西學知識傳入朝鮮的過程，也並非是一蹴可幾，中間同樣經過許多波折與瓶頸。舉例來說，韓國學者李萬珪在《朝鮮教育史》中曾將天主教傳入朝鮮的第一階段，稱之為「書籍輸入時期」，時間上由李氏朝鮮的宣祖三十三年至憲宗元年（一六○○～一八三五），這一段時期曾有大量的漢譯西學著作隨著燕行使節活動進入到朝鮮，這一些著作對當時的思想、文化、宗教，以及科學視野有著深遠的影響。而

所謂的「漢譯西學書」即是指明末清初以來耶穌會傳教士或用漢字著述，或是再經編譯，或是由中國文人記錄與筆潤文字所編纂而成的西學書籍。這一些漢譯西學書的內容，大體上包括了宗教與科學兩類。

中國大陸學者楊雨蕾曾綜合各方面的研究，整理出一份書目，有關天主教教理類約為六十四種、科學技術類的圖書約為五十餘種。楊氏的研究指出燕行使節們攜回天文、曆學的相關圖書，主要是受到朝鮮官方的特別指示。

相較之下，對於中外地圖、數理與天主教教義文獻的多方搜集，以及設法輾轉攜入朝鮮，則基本是朝鮮使臣自身的主動行為。韓國學者裴賢淑進一步指出，大多數的漢譯西學書均是透過燕行使臣傳入朝鮮，而使臣們獲得這些書籍的途徑主要可以分成三種：其一，是在燕行使節與傳教士交往的過程當中，得到了傳教士們的贈書；其二，燕行使臣們在北京外城慈仁寺外的琉璃廠書肆購入的圖書；其三，則是使臣們在北京城內的柵門等處，進行祕密貿易所獲得的各類圖書。

無論是何種途徑，燕行使節都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使得關於西方的知識得以傳入朝鮮。雖然自「辛酉邪獄事件」（一八○一）之後，朝鮮官方採取鎮壓天主教的政策，隨後亦禁止由北京輸入西學圖書，進而使得這一個知識輸入的過程被迫中斷，但這些西方知識卻仍在朝鮮留下了長遠的影響。

綜合而言，燕行使節活動可說是朝鮮王朝獲得外來訊息的重要渠道，燕行使們的紀錄，以及他們所攜回的圖書文獻，無論是漢籍圖書，或者是漢譯西書，多半都成為當時朝鮮知識階層理解與孕育「中國認識」，乃至於「世界認識」的重要思想資源。

透過這長期又持續性的使節活動，緩慢卻深刻的形塑出一個交纏著多重譯介詮釋所組合而成的世界觀。一種經由燕行活動獲得各方面訊息，進而在朝鮮本地進行重組的創造性轉化，形成了獨特的世界認識。

時至今日，燕行文獻於我們而言，卻有了另外一重的歷史文化意義，也就是朝鮮燕行文獻更可以說是一整套對於清朝宮廷文化的長期田野觀察日誌，提供了後世有關紫禁城內大小事件與軼聞掌故的第一手報導史料。這一些朝鮮使行紀錄既是歷史的記憶，同時也是無價的文化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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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流轉的紫禁城：世界史視野下的明清宮廷文化》，時報文化出版

作者：王一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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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皇家御宴上的雅緻菜色到京城百姓的日常點心；從來自歐洲的自動人偶到西域進獻的獅子；從高僧法骨串成的御用念珠到皇后親手縫製的刺繡荷包，王一樵以生動淺顯的筆觸，描寫古代旅人的所見所聞，以及他們對明清兩朝的深刻觀察。域外之人，往往提供了一扇窗口，讓我們可以透過他們的雙眼，找尋到這些發生在紫禁城中，令人神往不已的有趣故事。

Photo Credit: 時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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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