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與清軍入關

結束了短短四天三夜日本訪問，與匠意台北市長柯文哲從首都東京一路到北陸的人柯富山縣，再遠征東北的文哲福島、宮城等地。從日早上八點到晚上十點不間斷地行程，本學展現出充沛體力的官僚柯文哲，每到一個景點都還是精神精神奕奕，就算面對記者拼命追問，與匠意也沒顯露不悅，人柯面對日本的文哲一事一物，柯文哲都很有興趣了解。從日

談到日本，本學柯文哲不斷稱讚日本是官僚台灣的借鏡，除了醫療、精神工程、與匠意災後重建的效率、能源政策與環境保護外，更重要的是外交態度上，能在美中兩大國之間取得平衡，這個外交藝術似乎也跟他的「親美友中」理念不謀而合。他對記者說，來到日本可以看到很多「考古題」，這樣以後台灣面對美中局勢的「猜題」機率也會變高。

在一場東京台灣商工會的演講上，柯文哲再度提及他欽佩日本的兩個傳統精神，「奉公」與「達人」文化，感嘆台灣的文官制度，從2000年後就開始土崩瓦解，造成許多文官怕事，不敢創新的守舊性格。對於出馬參選總統，柯文哲始終坦言台灣的問題「不是換一個總統就能解決的。」

談到歷史，柯文哲又提及日本明治維新跟中國歷史明朝被清軍入關是他最有興趣的時間點。明治維新是個確立日本進入現代化國家，進而急速成長為世界強國的年代，而清軍入關則是因為經濟崩潰，最後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柯文哲則補充，有理由相信當時滿洲人擁有決心跟勇氣，一舉入關讓明朝崩潰。

江戶時期的官僚成型

在柯文哲眼中，日本人的「奉公守法」精神極為重要，確立了日本行政的基礎風格：意即該做的事就做，不該做的不要做，要有知恥跟反思精神。確實，從明治維新後，日本展開急速現代化，建立現代社會，很大的功勞全賴官僚制度的強韌。官僚在台灣這幾年逐漸變成貶抑詞，但在日本，綿密而紮實的官僚制度與精神，確立造成不可撼動的國家體制。

日本近代官僚體制的形成，其實並非在明治維新，而是可追溯到江戶幕府時期。「奉公」最基本的意思其實是古代武士侍奉君主，最早是一種主從關係的解釋，武士收取俸祿然後盡忠，君主以外的錢財與利益一率不收取，否則就是有愧於職。

一直到了江戶幕府的第二代將軍德川秀忠與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時期，近現代的官僚體制慢慢確立。尤其家光體弱多病，政務多交由諸位大老們輪流請示批閱，隨著時間愈久後開始分工並各司其職，一般認為，近現代的官僚體制，就是在家光時期底定。一直到明治維新後，這樣龐大且複雜的體系，直接轉變為對天皇與帝國的效忠，產生近代化快速且有效率的「全民向上」驅動力。

因此在柯文哲的解釋中，奉公變成了「公平」、「公正」與「公務」，甚至還有「公開」之意，但其實奉公是過去下對上的尊君思想，只是在近代後轉移到官僚體制身上。縱使上面的政務官可能隨時更改，但日本官僚的「公」已經是改成國家，收取國家俸祿，該做的盡力做，不該碰的絕對不碰，成為日本傳統奉公思想的現代轉移。

Photo Credit:鄭仲嵐提供

遷往關東的職人文化

再來就是柯文哲所言的達人文化，其實正確來說是職人文化，這也是在江戶時期慢慢成型的。當時第一代當主德川家康選擇將天皇遷往江戶城後，許多本職在關西的工匠或是商人們，也紛紛過去生活。當江戶幕府中期經濟蓬勃發展時，就讓職人文化有了更大的發展空間。

江戶城所在的關東平原，周遭幅員遼闊，有其廣闊的包容性下，在當時經濟穩定發展與城下町文化的高峰時期，讓很多工匠開始良性競爭。而職人又會再度分工，變成每個行業與每個物品生產的模式又更加細膩，甚至一個步驟的「工」也有專屬職人負責，彼此又有高度信賴，使得當時的手工藝與文化發展達到另一個頂點。

到了明治維新的工業化時期，職人範圍擴大變成「金屬加工」、舉凡機械的零件、玻璃成型到鐘錶的修復等等，很多都是極為細膩，至今仍無法由機械隨意取代的匠技。因此日本的汽車、鐘錶與各項工業品至今仍有很高的聲譽，職人精神的傳承是從江戶時代就留下來的。

因此柯文哲說很好奇明治維新是不是改變了日本人的性格，應該具體來說，從江戶時代的職人文化發展，就多多少少確立日本的近代民族性。翻開日本《廣辭苑》字典，對「職人氣質」的定義是：「對自己的技術永遠充滿自信，雖頑固但絕不妥協的實質精神。」

Photo Credit:鄭仲嵐提供

重建台灣官僚精神的重要

而在台灣的場合，目前要到日本那武士般的奉公官僚與達人精神，其實是相當困難的。就筆者來看，最重要的還是歷史的長遠與地形的廣闊，才能確立一個文化性格的基本形成。台灣四百年來經歷各政權統治，因此對於文化與政策的長度都看得不遠，這也是柯文哲曾經說過的「淺碟性格」。

造就淺碟性格的因素，很多還是因為地形造就的居民性格，台灣地狹多山，居民又幾乎是渡海來台，因此居民性格都是求安穩優先，久而久之多少演變成有點自私的民族性，面對當下的問題，只先求暫時渡過以後再說，無法看太長遠。

有關西出身的資深日本政治記者曾跟筆者坦言，日本當初沒有在江戶時代遷往關東發展，而是一直守在京都執政，今天的日本人性格可能會很不同，因為京都也是地狹多山，大阪的腹地也不算太廣。幕府當時前往江戶後，穩定的經濟發展與寬廣的平原，讓當地日本人開始彼此競爭，進而產生了更多進取心，伴隨官僚體系穩定與職人文化發展，奠定近代化的基礎國民性。

歷史長遠也是一環，柯文哲後來在會見南三陸町長就曾言，台灣地方父母官一任期四年，頂多兩任，讓很多施政出現變數。但與其說台灣地方首長四年就更替「太過快速」，實質上是因為日本自立國以來都沒有被實質推翻過，天皇一系依舊在，只是侍奉的將軍不同，讓近代化後的大部分日本政治人物還是有以國為中心來建設的長遠目標，但在台灣的話，目前要政治人物以國家長遠發展為根來施政，還是有點難。

最後轉回來看，柯文哲感嘆的文官體制崩壞，以及不是選上總統就可以解決當今問題的無奈，說穿了還是台灣始終在等待一個救世主可以即刻降臨，然後大家就把一切都交給那個救世主就好，但有時不小心成為救世主的那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要幹嘛，更坦白說，也許那人當初連行政體系完全不懂，卻面對到如今猜疑心強，不敢施展拳腳求安穩的台灣官僚們。

日本也是數百年來的演進，才讓現在的官僚體制與職人文化轉變成一種國民性格。就算換了一個完全不懂素人執政，龐大的官僚體系會持續推動一切既有的政策、甚至勇於指正挑戰上頭，且不會隨著當選人喜好隨意更改，成為看心情而制定各種事物的浮動性格，因為日本官僚了解，他是為國，不是為了討好誰而存在。勇於挺身挑戰、捍衛自身尊嚴、不屈服強權與對自己專業充滿自信的官僚，也許正是柯文哲最想從日本民族身上全盤移植的。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