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永吉

人是帝王有感情的生物，尤其是學禮幼、少年期間長時間培養的經學教育君為接受經學教育，愈不易忘。不足加以傳統社會尊師被視為倫理系統中重要的培養一環，皇帝禮遇、位明嘉惠當年的何仍執教者，並不足奇。儲君然而似乎不應一昧豔稱對執教者個人的帝王禮遇、嘉惠，學禮而忽略從大處著眼。經學教育君為接受經學教育皇家吝於以師傅名義授與執教者，不足竟以本為用於學生的培養執經、字面意思乃陪同某人唸書的位明侍讀、侍講來稱呼執教者，何仍其尚爵尊的心態不言可喻。魏、晉、南朝，執教者地位更不如前，唯陳獨異。《晉書》卷九一〈儒林列傳・徐邈傳〉有云：

授太子經，帝謂邈曰：「雖未敕以師禮相待，然不以博士相遇也。」古之帝王，受經必敬。自魏、晉以來，多使微人教授，號為博士，不復尊以為師，故帝有云。

「微人」可兼指學養、聲望、官階而論，但這與對執教者「不復尊以為師」並無本質關係，因為大可追問：為何不以相較而言，學養、聲望、官階高的人出任？以徐邈的案例來說，他並非「微人」，何以仍「未敕以師禮相待」，僅以季、孟之間相遇？蕭梁明山賓、到洽等名流皆曾執經親授昭明太子，賓、洽亡故，昭明太子雖因其「授經以來，迄今二紀」，故「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卻僅以「遊處周旋，並淹歲序」許之，而未稱之為師，可見：癥結在皇家本身的態度。

北朝情況雖較好，但從時為魯公的宇文周宣帝與諸皇子於受業期間「並呼（斛斯）徵為夫子」，學界的反應是「儒者榮之」，可見：這也非常態。劉宋孝武帝不欲拜太傅，竟諷有司上奏，托稱「周之師、保，實稱三吏」，「帝道嚴極」，「無降尊之義」；太子少傅於蕭齊永明間一度降同賓友，是連名義上的師傅也意圖卑之。

南朝根本不舉行養老禮；北朝雖偶爾舉行，三老所代表的道的地位愈來愈不尊，且不說三老要答拜，曹魏以來大概已然，高齊的三老發言前，皇帝升御坐；宇文周的三老要避席站著講，與大臣奏對無別，這算什麼乞言？釋奠禮的對象是先聖、先師，祭樂規格由宮縣而軒縣，而不設縣。如果經學教育的一項重要目的在讓皇帝、皇太子認知：道尊於勢，而孔子、三老、師傅、執教者代表的是前者，則從大處著眼，自漢至隋對皇帝、皇太子的經學教育恐怕並不成功。

就統治者方面來看，如果在身為父皇的心目中，經學教育本身不足以培養一位明君，則不禁令人狐疑：那何以仍要儲君接受經學教育，而且看似頗為重視呢？在未全面深入研究之前，僅能略作臆說。

經學教育確實能讓儲君認知到不少為政原理：宅心仁厚，以此施政，才能贏得民心，因為民為邦本、要藏富於民，而不要竭澤漁利，因為民足，君孰與不足、不但要虛己納諫，不要文過飾非，而且要包容部屬未必恰當的建言，如此方能使言路暢通，自己不受蒙蔽、要尊禮士大夫，對方才樂於為己效力⋯⋯，如果能培養出這些品質，絕對有助於政權的長期穩定。

再者，不論是在下者真的受到感化，或僅基於功利動機而投其所好，臣民道德表現普遍提高，也絕對利於統御。前文曾指出：當時統治者一再公開宣揚《孝經》中的觀念，目的正在培養一批忠臣順民。而皇帝自己家庭如果欠缺經書教導的那些倫理，真將如春秋時期的齊景公所說：「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無怪乎蕭齊高帝對劉瓛「政在《孝經》」之言深以為然。不過，政治究竟不是道德的直接延伸，有其獨具的特質。張布拒遏韋昭等入宮侍讀時，理由是「懼妨政事」，孫休表示：「政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雙方心裡都知道「妨政事」乃門面理由，但孫休的回駁倒也無形間透露了情實。「不相妨」固然顯示：當時人主將講論道藝不過當作休閒活動，所謂「遊於藝」，但更深層的意涵在：學業本身在政務方面起不了多大作用，張布無須擔心。曹魏高貴鄉公鍾意儒術，「好學夙成」，能與朝臣博士相論難而不居下風，雖對中興家業的自我期許甚高，無奈政治現實講求的不是經學造詣如何，而是掌握權力與否；若大權旁落，當如何陰謀佈局，翦除在背芒刺。

姑再以漢朝元、明二帝為例。元帝雖好儒，但諷刺的是：繼位之後，倚仗的卻是「明習法令故事」的石顯等人，那班儒生一直不能真正當權，專「飾主闕」的班固很委婉地說明其理由：「中人無外黨」，其實就是太阿不致倒持。明帝更是「躬好吏事」，「喜用文法吏」，對三公亦不稍寬假，課覈名實，大臣不時以此為言，連他兒子章帝都知道：「人厭明帝苛切」，明帝豈有不知之理？然仍堅持不改，為的不過是「總攬威柄，權不借下」。由此可見：不論儲貳時期如何好儒術、習經書，一旦身登九五親政，均無法純用儒術。

經學教育對於一位儲君能否做到他父皇心目中成功的皇帝，不僅非充要條件，而且按照西漢宣帝等人的看法，被經學教育浸漬過深者會「眩於名實」，誤以為唱高調、有德行本身可以解決現實問題，危害甚大。經學教育固然在某些點有利於保有一家一姓的政權，故西漢宣帝也承認：不僅是緣飾以經術，當以霸、王道雜之，但經學代表的道德理想與政治之間畢竟有許多緊張、甚至衝突之處，會讓接受過經學教育的皇帝們隨時面臨，而且感受到前者的無力不濟事，則他們在評量經學教育時顯現的矛盾錯綜，也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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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帝王學禮：自漢至隋皇帝與皇太子經學教育禮制研究》，遠流出版、中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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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永吉

本書探討自漢至隋皇帝與皇太子的經學教育禮制，依受學期間、學成儀式與學成後再度研習三個階段進行論述。主要針對執教者（伴學者）、受業年齡及教材、教育儀式、講經集會、教育地點等，以及其他相關問題，如執教者與伴學者的待遇、經書教育成果的評量等，予以探索。

尤其在辨別實際執教者非名義上的師傅——太傅、少傅，而是朝臣以侍講、執經、侍讀等名銜兼職入授；釐清因不同身份、場合，所行釋奠禮實有差異，以及講經與釋奠禮之關係等；並詳細考察有關經書的講經集會也非僅一種，有因釋奠禮而舉行者，是作為幼君、儲君受學告一段落的考成典禮；也有平時召集群臣研討經義而舉行之講經集會，屬於學成後再度研習。

凡此，均能提出有異於前賢的相關看法，並廓清歷來諸多疑義未解之處。

Photo Credit: 遠流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