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

領導力與失智

更令人讚嘆的大腦的悖是，這現象放諸四海皆準。論心並非只有藝術界的智退症何大師，才能在大腦飽受退化摧殘時還持續創作。化或接下來，失智世紀讓我們看看政治領域吧。影響英雄與梟而這也正是大腦的悖道德懷疑論者最愛爭論的領域。偉大的論心藝術家往往因為他們的公開形象相當正面，而被世人銘記，智退症何但重要的化或民意代表或政客，則可能是失智世紀英雄也可能是梟雄，甚至兩面兼具。影響英雄與梟我們來列舉一些即使認知功能下降、大腦的悖甚至早期失智，論心但在政治圈依然極具影響力的智退症何例子。

柏拉圖在《理想國》（Republic）中說到：「放眼望去，最重要的美德，便是智慧。」是啊！我們總覺得有錢有勢的人擁有先天優勢，不管事物質方面還是生物優勢方面；事實上，可能連有錢有勢的人自己都這麼想—說好聽點這叫做有自信，說難聽則叫做驕傲自大。

然而，無論這是不是大自然的真理，失智的生理機制並不會因為患者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具備特定的道德標準就有所改變。我們才剛開始瞭解失智的病因與病程、瞭解失智如何剝奪人類心智，讓偉大的智慧被掏空，徒留一副困惑與不協調的軀殼。失智有許多不同型態，有些會讓大腦逐漸萎縮，有些則會造成多次小中風。更糟的是，他們往往會同時發生。不管你是否富有，是否有權有勢，或是不是個仗義執言的好人，失智都會用各種可怕的方式， 逐漸侵蝕我們的心靈。接下來，你會非常訝異於過去甚至現在，居然有那麼多歷史上的重大決策，是由許多已進入失智病程的人，在大眾尚未察覺的情況下所做的。

這個想法，萌芽於多年前我協助雷根總統進行診斷之時。身為一個來自前蘇聯的難民， 我在我那群紐約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中，一直是個異類。我相當仰慕雷根總統，而他還「解放」了我前半輩子所逃離的那個「邪惡帝國」。因此，當我發現雷根總統可能罹患失智時，這可不是開玩笑，我真的有點難過。當時一般民眾還不知道，甚至連懷疑都沒懷疑過雷根總統竟會罹患阿茲海默症。事實上，當時雷根甚至還坐在白宮裡辦公。

雷根總統在第二任任期時，有時候會被記者問到比特堡的敬獻花圈事件。那是1985年，雷根總統無視於幕僚的建議，前往一個充滿納粹禁衛軍的墓地致意。那看起來就像是美國總統被當時的西德總理海爾穆．柯爾操控了；柯爾需要這樣的一個畫面，好安然結束他的政治生涯。當我看到雷根在電視專訪中回答記者問題時，左右搖動且不太協調的模樣，我打了通電話給我的神經外科醫師朋友吉姆．休斯（他同時也熱衷於外交事務），我說：「雷根得了阿茲海默症！」吉姆笑了，他不相信我是認真的、我不是在開開玩笑而已。

這聽起來雖然是很草率的診斷，甚至沒什麼必要性，但我認為我的判斷絕對比一般人更準確。擔任神經心理學家近二十年，我擅長臨床鑑別診斷，研讀、判斷、治療各種影響心智的神經疾病，對我來說如家常便飯。我也做了許多臨床研究，出版科學論文，也撰寫許多與大腦跟心智有關的書籍，在其中介紹了千百種大腦異常的狀況。這讓我那顆診斷腦，在所有人都還沒察覺到雷根總統的症狀前（甚至他本人也沒察覺），就能因他那不和諧的反應而響起警鈴。

我對於雷根總統的預感不久之後果然應驗了。那是他總統任期的最後一天，我在電視上看著喬治．布希總統的就職典禮。雷根從侍衛前面走過，靠近為他準備的華麗皮椅，接下來他幾乎是跌進椅子裡的，而且馬上就陷入睡意，他的頭不斷在胸前點著。「已經影響到腦幹啦……」我對自己說。這暗示了掌控清醒機制、好讓我們足夠清醒的腦幹區域已受到影響。此刻我更加確認雷根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很可能是在失智症前期的狀態下度過的。

我對雷根總統罹患阿茲海默症的判斷，在他離開白宮後第一次在官方活動出現相關徵兆前便已確定。有一次，我看到雷根討論伊朗門事件的專訪，我對他的反應感到印象深刻與震驚。他坦誠地表示，他對於該事件沒有任何記憶，而對於專訪者丟給他的事件與相關人物名稱，他臉上充滿著困惑與不解。我和多數名嘴的想法相反，我真的認為雷根總統並不是在卸責，也非想要掩飾任何事實。做為一個有經驗的臨床學者，我相信他真的是不記得了。羅納德．雷根總統當時正經歷失智症前期。

不久之後，我單憑電視節目做出的診斷，於一九九四年在梅約診所獲得正式確認，並揭露他的遺傳危險因子（他母親和哥哥也同時罹患了失智症）。這位前總統勇敢公開他的心智狀況，讓我和許多人由衷感到敬佩。而我之前對雷根總統的觀察，是否他當時真的處於失智症發病狀態， 或是他還處在「神經退化」或「輕微認知退化」的灰色地帶，只是失智症即將到來的前兆呢？

答案也許只是定義問題，畢竟我們在討論的本來就是大腦逐漸的分崩離析的狀態，而非突然的轉變。雷根的失智症在二○○四年告終，此時大約是在官方確診後十年。然而，我想實際病程應該比十年還要長得多。

英雄與梟雄

我單憑電視節目為雷根總統做出的「臨床診斷」，牽涉到更廣的議題。雷根並非唯一的例子。人類社會中的一大矛盾是：許多人在政治、文化、商業等領域攀升到高峰之時，往往也處於多種神經退化好發的年紀。目前主導這個世界的政治領袖，多半是六十到七十歲之間的男女。我們雖能接受他們在這年紀時，體能上會無可避免地衰退，卻往往沒有意識到這年紀的人，也有很高比率會罹患失智症。

若認為這些登上人類社會頂峰、已經像半個神一樣的領導者能夠免於大腦退化，這樣的想法終究是個「幻象」。就像任何身體疾患一樣，失智症的發生與年齡跟基因缺陷有關。它是一種與年齡相關的、影響大腦的疾病，就如同冠狀動脈疾病也與年齡相關，只是影響的是心臟。心智無法免於生理性的退化。

一般人總認為偉人應該比普羅大眾要來的聰明許多，雖然這麼說可能沒錯，但是歷史上也有許多偉人因為遺傳基因或一些仍未知的環境因素，最終罹患失智症。和我們所想的相反，高社經地位並無法讓人遠離危險因子，即便是偉人，也有一樣的罹病機率。

在我們的想法裡，總認為偉人是不會凋零的。的確，過去十年來神經科學界的視角已有所轉向，目前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心智生活越豐富，對於重塑大腦並讓大腦免於退化是有幫助的（稍後本書也會提到）。但以今日的科技來說，我們還是難以掌控基因的影響。

在科學與哲學史上，罹患失智症的偉人們比比皆是。牛頓、康德、法拉第都隨著年歲增長，逐漸失智。而以最近的例子來說，則有資訊理論的創始者克勞德．夏農（Claude Shannon）， 他在晚年時被診斷為阿茲海默症。

但科學家的心智退化，比較不會演變成人類社會的大災難。科學家的退化，會讓一項偉大發明或發現延遲數年、數十年甚至幾個世代之久，但很少會是災難性的驟變；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在職業生涯早期就發表了關鍵性的洞見。在他們罹患失智症而導致心智退化的許久以前， 早已對社會有所貢獻，故雖然失智對個人而言是極哀傷的事，卻鮮少在歷史上造成重大影響。

但是對政治領袖或是握有軍事或國家大權的政壇人物來說，情況就非如此了。他們取得大權的同時，很可能也正處於心智能力下降期，他們會在危險的狀態下做出重要的政策。心智退化可能有許多形式，從所謂的「心智耗弱」到真正的失智都有，但天才和笨蛋所使用的大腦機制基本上差異並不大。一個世界級領袖做出的決定，雖可能決定數千人的生死，但相關的大腦機制，基本上跟鄰家酒窖老闆決定下週要用哪一種鮪魚罐頭，相去無幾。這表示，相對輕微的早期失智症，在鄰家雜貨商身上較不明顯，但在世界領袖身上卻會因為極小的失誤，而被放大檢視。

當我開始觀察雷根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在這個年紀，不管是阿茲海默症引發的失智、多發梗塞性失智（一種腦血管疾病，會導致多度輕微中風），或是其他形式的失智，都有可能發生。除非觀察的人受過專業訓練，不然即便是一名天天在眾人面前曝光的領導人物，也很難看出他是否罹患早期失智症。領導人物因有權勢環護己身，其身體症狀相對來講很容易逃過大眾的眼睛。在一開始，做出錯誤判斷、無法自理、失去高階心智功能等症狀會很輕微，後來漸漸就變得明顯，到了最終，一個人會失去方向感、無法行動，無須細看就能察覺他的症狀。

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逐漸發現不少國家領導人有「神經衰退」、心智退化或真的失智的狀況。失智同時影響梟雄與英雄，沒人知道自己是否會受到影響。

以梟雄來說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晚期罹患了重度帕金森氏症。在某些報導裡，他的記憶力明顯變差。和一般大眾認知的不同，帕金森氏症並不只會造成患者運動上的症狀，而是也會伴隨一定程度的認知異常甚至失智。除了外觀就可看出的神經症狀，嚴重的失智狀況也可能出現。除了帕金森氏症，路易氏體失智症也是常見的退化性失智症。希特勒五十六歲時，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當時他看來像是罹患了帕金森氏症，而非路易氏體失智症。但不管怎樣，憑著流行病學上的簡單推論，可以高度預期他的心智將有所退化。正如他極親密的同僚亞伯特． 史佩爾（Albert Speer）在傳記中提到的，希特勒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期看似「懈怠」、「心智遲緩」，並且出現了難以做決策的狀況。

另一位20世紀的大梟雄也有類似狀況。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逝世前幾年，也出現了跳躍式記憶的症狀—對於過去的事記得很詳盡，卻不認得他身邊親密的同僚。眾人皆知史達林晚年性格變得更加多疑（這正是失智的常見症狀），對他身邊的人來說，他比起過去更具威脅性。西蒙．蒙蒂菲奧里（Simon Montefiore）說，史達林身邊的中尉曾表示：「史達林看來像個老糊塗。」戰後，在南斯拉夫的共產黨人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拜訪尼基塔．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後，赫魯雪夫也表示：「史達林的腦子不太對。」史達林的俄語能力變差， 甚至不能正確表達自己（雖然俄語並非他的母語，但理論上他應該能輕鬆駕馭）。

無法掌握第二語言， 而只能使用母語（在史達林的例子是喬治亞語），是雙語人士常見的失智症狀。史達林也曾多次短暫地失去方向感並感到暈眩，這是腦血管疾病常見的症狀之一。西蒙．蒙蒂菲奧里更進一步提到，一九五二年的春天，史達林的醫生弗拉基米爾．維諾格拉多夫（Vladimir Vinogradov）就認為，史達林「有輕微中風且額葉有微小的囊腫」。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因中風（有些歷史學家認為是中毒）過世後，大腦解剖結果顯示他的動脈粥樣硬化症狀至少已持續五年。現在，我們稱這種症狀為「早期多發性腦梗塞失智」。

史達林的導師列寧（Vladimir Lenin），是歷史上功過具有爭議的人物，也罹患了多發性腦血管梗塞（根據某些歷史學家，這是慢性梅毒感染的併發症）。自一九二二年起直到一九二四年他過世為止，他因多次腦中風變得虛弱，並且失去了大部分的語言能力。他持續且斷斷續續地治理蘇聯，又發生了幾次中風，直到一九二三年完全失去正常的認知能力為止。

毛澤東在晚年時期，行為舉止也很怪異。他罹患了一種神經退化性疾病，稱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一旦罹患這種疾病，患者的運動神經元會逐漸死亡。該病又稱盧．賈里格症，會導致患者漸進性地失去對動作的控制，包括控制說話。毛澤東晚年的語言能力已受到極度限制，他幾乎無法清楚表達自己。但這並非全部的故事。和之前神經學上的認知不太一樣，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並不只是運動相關的症狀。最近的研究發現，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患者有明顯的認知異常，其中還包括全面的失智（尤其會影響到額葉與顳葉，此處會進行語言或決策等較高階的心智功能）。這些認知異常會影響到心智的靈活度、抽象思考與記憶。

直到離世之前，儘管心智功能有些退化、甚至出現早期失智的症狀，希特勒、史達林與毛澤東一直都如同艾倫．布洛克（Alan Bullock）所說的：在他們的「邪惡帝國」裡居功厥偉。

即便到了二十世紀，大腦的退化疾病還是糾纏著許多政治領袖們。一九一九年，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經歷了嚴重的中風。即便後來復原了，但元氣大不如前。根據為他作傳的人說，威爾遜總統在中風後簡直變了個人，他變得僵化且粗枝大葉，看事情非黑即白、缺乏彈性。在他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這些特質使他難以處理充滿孤立主義者的國會， 也妨礙他繼續推動國聯的政策。

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FDR）也經歷過一次危及生命的中風。我們都知道，大中風之後往往會有一連串的小中風，今日稱為多發性腦血管梗塞。但在羅斯福的年代， 尚不清楚這個機制，更別提沒有輔助診斷的工具（像是電腦斷層掃描或是核磁共振）。根據歷史學家的紀載，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羅斯福總統的思考力及決策力就已下降，而且不願插手重要的事務。在最後一次中風之前，他就已經歷了認知能力的下降。

再來是二十世紀我最崇拜的政治領袖——邱吉爾。邱吉爾一直到六十五歲才當選為英國首相，比起其他強國的政治領袖，都還要更晚才接觸到權力核心。

根據邱吉爾戰時同袍艾倫布魯克陸軍元帥（Field Marshal Alanbrooke）與傳記作家羅伊．詹金斯（Roy Jenkins）的說法，邱吉爾在二次大戰期間記憶偶爾會無法連貫（讓他們擔心他的精神狀況）。不過，這種記憶無法連貫的狀況是偶發性的，並未影響邱吉爾的工作。一九四九年，邱吉爾在他兩屆首相任期之間，第一次中風。羅伊．詹金斯（幾乎是所有名人心目中最具同理心的傳記作家） 指出，在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年邱吉爾的第二個戰後任期期間，他已經無法擔任政務工作了。

根據詹金斯從邱吉爾隨扈那裡得到的說法顯示，邱吉爾在第二個任期當中，不只體能狀況時好時壞，他的專注力、撰寫演說稿的能力以及釐清複雜點子的能力，也都時好時壞。他花了大量時間在玩一種稱做Bezique的紙牌遊戲。他經歷了好幾次小中風的發作。一九五三年，邱吉爾經歷一次極嚴重的中風，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需要輪椅協助，也不再能清楚地說話了。若以粗略的神經學標準看，他恢復得算是不錯，但他不再是他自己的樣子，而那些在他身邊的人， 也都失去耐性，希望他能辭職。但他並不情願，於是使出一切理由，一直延遲到一九五五年四月才卸任。

近代政治圈中也充滿政治領袖在位期間心智退化的例子。前蘇聯經濟停滯期的領袖列昂尼德．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到最後做事已毫無章法，無法正常言語，就連走路也東倒西歪。受人敬重的蘇聯三星上將與歷史學家、很靠近蘇聯領導高層的迪米特里．范考諾夫（Dmitri Volkogonov）描述了布里茲涅夫政治生涯的最後一年，看起來「老態龍鍾且充滿困惑」。雷根的朋友，同時也是邱吉爾知名的托利黨繼承人瑪格麗特．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坦承自己是因為遭遇多次中風而離開公眾視野，而她所遭遇的狀況聽起來像經歷了早期的認知障礙疾病。不像美國和法國總統有著任期限制，英國首相是沒有任期限制的。在各種可能的狀況下，這位鐵血女士可能必須繼續任期，繼續擔任這個歐洲最早開始民主化的國家的領袖，即便此時她已不知不覺受到失智的影響。

二十世紀的最後十年，可看到更多類似的例子。俄羅斯前任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和印尼前總統阿卜杜拉赫曼．瓦希德（Abdurrahman Wahid, “Gus Dur”）是兩位大國領袖，他們也都有失智症狀。葉爾欽是被確診的心臟病患者，一直都有酗酒的習慣，且腦部大概已受到無可恢復的傷害。當一個國家領袖會在國外機場接受人們列隊表揚時，竟然會當眾尿在地上，你便知道那已不僅僅是喝醉而已。接替蘇哈托（Suharto）的印尼前總統瓦希德，則經歷了幾次嚴重傷害腦部的中風。許多人都知道，他連好好走路都很困難。

人們對於這兩位領袖管理風格的評價，都是好壞夾雜。他們兩人都以飄忽不定、互相矛盾甚至不一貫的行為而聞名。這恰恰和他們身為轉型期領袖應有的領導風格，形成強烈對比。我高度懷疑，無論是葉爾欽或瓦希德，或是布里茲涅夫，都可能無法通過今日在北美各個診所裡，對於失智患者常用的神經心理評估測驗。

在這個章節裡，我們回顧世界領袖所罹患的心智疾病，拼湊出一個令人訝異的故事，尤其點出了什麼是「一般老化」，而什麼不是一般老化。過去幾個世代裡，認知缺失、失神或心不在焉都被視為是老化的一部分。但看來不是。約翰．W．羅維（John W. Rowe）和羅伯特．L． 卡恩（Robert L. Kahn）在他們所合著的那本突破性著作《成功地變老》（Successful Aging）中，便挑戰了這個觀念，認為老化不必然會造成心智能力下降。

他們認為，這些導致心智能力下降的原因，都可歸結到一種或更多種的腦部疾病；而其中，有許多疾病是可預防甚至可治療的。他們介紹了成功老化的觀念，也暗示人們可以在老年時，還保持完全的清醒及心智上的敏銳。羅維和卡恩認為，心智能力不因為老化而下降，能保持正常才是常態。那些在八○、九○年代相當精力充沛、敏銳、機靈且敏捷的人，像是聯準會主席艾倫．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知名歷史學家雅克．巴爾贊（Jacques Barzun）等等，就是我個人的典範。我總是在想，當我年老的時候能否像他們一樣？我是不是該以他們做為我的目標？

顯然有許多二十世紀的世界領袖沒能成功地老化，至少就他們的腦部而言是如此。相反地，以神經學的觀點來說，這些統領二十世紀的政治領袖，無論在世時是英雄還是梟雄，看來都老化得蠻失敗的。

本章提到的歷史軼事，都只是為了要讓閱讀起來更加有趣。但我們也別忘了我們討論的重點是，儘管那些人物有著明顯的心智退化，他們並未完全失去控制。雖然身邊有許多助理和秘書幫忙接管事務，但大多數的領導人物，無論是英雄或梟雄，都真的有在領導國家，並未變成魁儡。他們大多數人一直服務國家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即使這一開始看來難以置信，但其實歷史上有非常多的類似案例。就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即使已明顯有認知退化甚至失智，許多文化藝術界的名人，卻仍能繼續藝術創作。

這些名人之所以能避免神經退化，是因為他們在過去累積了大量既有的模式辨認能力，這讓他們表現得像是很熟悉某個主題的專家一樣，能處理許多新的狀況、問題和挑戰。這正是他們身邊的人和他們的對手所缺乏的能力。本章所描述的名人，很符合赫伯特．西蒙的觀點，那就是：模式辨識是最強大的認知工具。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只要能維持模式辨識機制正確運作，很大程度上就能對抗衰老所帶來的退化。人類大腦中所儲存的模式可以維持很久的時間； 而辨識的機制也能在某種程度上，對抗與年齡相關的失智很長一段時間。

並非所有在本章所提到的重要名人，都能取得智慧（還差得遠了）。但我們可以說，他們全都在他們認知的領域裡，展現了某種專業和競爭力，即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他們往往會失去一部分或者很大一部分的心智能力，記憶力和專注力已明顯受到影響。但是他們透過累積過去的經驗，建立了許多認知模板。這使得他們能運用熟悉的模式，去處理複雜的狀況。即便他們的心智退化，也還能控制（有好有壞）他們身邊那些思考雖靈活卻無法「辨識模式」的同僚、夥伴甚至對手。至於實際上認知模組怎麼保護他們，不受到心智功能退化所影響？這是接下來幾個章節的主題。在那之前，我們先從心理學的角度來重新檢視，何謂智慧、才幹與專長。

相關書摘 ►《大腦的悖論》：語言與大腦——誤解的由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腦的悖論：一個神經心理學家眼中的老化大腦》，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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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埃爾克諾恩．高德伯（Elkhonon Goldberg）
譯者：黃馨弘

老年不是詛咒，而是時間的饋贈。
智慧往往出現在老年，但老年不保證一個人擁有智慧。

當大腦衰老時，如何讓心智變得更強大？

本書以相當獨特且正面的角度，探討了老化的大腦，以及心智老化的議題。在這個人人都害怕心智能力退化的時代，全球知名的神經心理學家埃爾克諾恩．高德伯博士（Dr. Elkhonon Goldberg）帶來一系列令人訝異的新證據，證明老化雖然使大腦失去某些功能，但同時也在其他層面上大有斬獲。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年紀增長同時也帶來「智慧」上的增長，運用過去一生中所累積的知識和經驗，讓自己能夠快速地以模式辨認的能力，做出有效率的決定。

高德伯博士也對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進行研究，並提出了解釋。智慧是老年的產物大家都知道，但是不是年老就一定可以變得有智慧。怎樣的心智才能在累積經驗之後，可以將專長、才幹，提升轉化為智慧？而得到時間最棒的餽贈？

高德伯博士也以神經生物學的角度來探討智慧的形成，提出許多歷史上直到晚年，也依舊能夠有極大成就的藝術家和領袖們，做為有力的佐證。

本書富含知識性卻有饒富趣味，概述大腦精巧的構造在人類一生中如何發展及演變。作者也透過研究指出，年輕時度過的活躍心靈生活的人，可以讓我們擁有許多認知工具，這些認知工具可以在我們年老時，賦予我們強大力量，可以保護我們對抗時間對於神經功能削弱。

身為神經心理學家和認知神經科學家的高德伯，寫這本書的目的根本是為了解決自己與身邊友人面對老化的焦慮問題，並試圖提出有教育意義的答案，讓即將進入熟年的人們知道如何面對自己的焦慮，以為即將來的老年做準備。老化並非沒有好處，老化是智慧的代價，而智慧是無價的。

目標讀者群

1. 即將在十年到二十年內邁入老年的中年世代，如何面對老年的焦慮以及老後生活。
2. 對於人類大腦老化背後的神經機制有興趣的科普讀者。
3. 想開始進行大腦認知運動的讀者。

Photo Credit: 八旗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