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平野聰（ひらの さとし）

近代東亞史的大清帝國序幕

「天下」的終結

以上，我們大略檢視了清國與西洋接觸的與中與國過程，並以中長期的華的混迷華夷觀點瀏覽了從鴉片戰爭、北京條約，思想再到洋務運動的家主時期。從中可以發現，碰撞清帝國在各層意義上，衝突無疑皆從根本上產生了轉變。大清帝國

直至18世紀為止，與中與國大清所面臨的華的混迷華夷威脅都來自內亞（如準噶爾之類）。但是思想自鴉片戰爭後，威脅就轉而主要來自環東海地區。家主筆者認為隱藏在這一轉變中的碰撞意義，值得我們一再強調。衝突且軍事環境的大清帝國轉變，也與騎兵日趨衰弱，轉而以重型熱兵器、軍艦等巨大厚實的軍事力量來決定強弱的近代「權力遊戲」（power game）邏輯漸趨一致。深感與西洋之間有著巨大差距的清國，要如何拚命追求轉變以填補此差距，無疑是它在19世紀後半以降的最大課題。

而這個過程，也改變了以東海為中心的各地區，和西方異己勢力接觸時的方法與態度。

直至當時為止，我們可從以陸地為中心的歷代帝國中，看到存在著「華夷思想、儒學、漢人」與「反華夷思想（實力主義）、佛教、騎馬民族」的對立關係。前者時常貶低後者是夷狄或無信仰者，不過若條件允許，則會希望教化對方，使對方與同化。然而，因為各種地理上彼此相互隔絕的因素，要同化／教化他者明顯是件不可能的任務。在這種情勢下，若問為何宣稱自己「奉承天命」、「能更加保護佛教」的皇帝能在政治上擁有優勢，其實不過是證明他們能夠得到最大多數人的認可之故，換言之即是因人成事。

反過來說，即使有無視皇帝、破壞天下秩序的人出現，且被排除在以皇帝為中心的秩序之外（化外），那也是表示他們自己選擇了不受上天眷顧一方的結果，並非是皇帝所能干預的事。皇帝只是統治或征服與自己利害有密切關聯的地區，並將仰慕自己的人們納入朝貢國之列以獲得滿足就已足夠。由這關係所表現出的形式，即是「中國」與「外國」總合起來的「天下」。

其實，主張華夷思想的宋、明，以及主張實力主義／反華夷思想的元、清，在這點上並無太大的差別。筆者並非是想用華夷思想所塑造的「中華帝國」概念統括這些帝國，而是想將焦點放在各個帝國主張的不同統治邏輯，對於歷史洪流造成了什麼影響。儘管每個帝國中，都能看見以皇帝為中心、向外擴散的支配架構，以及透過與皇帝之間聯繫的親疏濃淡所形成的各式關係，不過這些，在漢語之中全都稱作「天下」或「天朝」。「天下」也容許自願選擇放棄加入此架構，甘於「化外」的境遇，抑或是選擇「互市」這種關係薄弱、只限於通商的自由，由此觀之，乍看非常縝密的「天下」秩序，其實十分粗糙。

然而，就在近代化的軍事力量與蒸汽船硬是扯開了深鎖住港口的禁令後，清帝國以皇帝為中心的「天下」，就無法再繼續維持下去。以英國為首的歐美各國為環東海世界帶來的，是一種與仰不仰慕皇帝完全無關，使各個主權國家完全擁有彼此對等關係的秩序。不僅如此，直至當時都被大清撇開不管的「化外之地」、「互市對象」以及「疏遠的朝貢國」，也開始拿「主權國家間的對等關係」作為後盾，擅自要求對等關係，瞬間成了從根本上與統治「天下」的皇帝威嚴產生正面衝突的「他者」。

填補國家主權空隙的爭奪戰

在主權國家與近代國際法的體系裡，「所有土地皆屬於某個國家主權」的前提，要看該國對於國土的每一個角落，是否都有充分的支配能力所定。即使是宗主國與屬國、或是本國與殖民地之間的關係，也必須以宗主國或本國的管理能夠到達屬國或殖民地為前提。若有管理權無法到達的地方存在，這種模糊的立場，將很可能成為他國介入的藉口，導致主權國家之間的關係動搖。此外，為了消除主權、宗主權無法行使的模糊地帶，肯定「文明」對於該處的統治，國際法中另外還有著「先占」的邏輯，承認最早來到「沒有主人」土地上的國家，可獲得該土地的權利。

反過來說，若是某個權力對國土的各個角落都有充分支配能力，並且有辦法在獨自的判斷下建立對外關係，那麼在這個國家沒被殖民地化的情況下，也會被姑且當成獨立國來看待。

這種基於近代國際法的秩序，亦不會寬容對待皇帝與某特定國家、特定地區之間按遠近親疏而成立的朝貢國（屬國）關係。即使朝貢國因為各種原因定期向皇帝朝貢，這一行為也早已非皇帝的指示，而是基於自發性的判斷所執行。因此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既然該國可自行處理自己與外國間的關係，那麼就並非「屬國」，而是「獨立國」。舉例來說，一面向清國朝貢，一面又向日本派遣通信使的朝鮮，就被視為「自主國家」，也就是獨立國，可能被視為與清國有對等關係。這樣一來，「天下」的立場就岌岌可危。更別說是被清國放著不管的「化外之地」——那裡不屬於任何人，所以更可能在不知不覺間就成了他國陣地。

於是，當初清國以「懷柔」名義割讓香港、允許開啟通商口岸的想法，結果竟引來各個國家，打著由獨立主權國家所形成的國際關係、前來要求通商，而進入環東海地區。如此的大變革，可說是遠遠超乎清國的預料。

而在這巨大變化中，特別令清國覺得棘手的，就是它也必須和隔著一片大海，迄今只有極小規模交流的日本，建立起主權國家間的關係。本來對於清國來說，日本不過就是個不向自己朝貢的「互市之國」，加上過去倭寇以及豐臣秀吉出兵朝鮮造成的苦痛記憶，使得日本成了清國寧願不強迫其朝貢，也想避而遠之的國家。不僅如此，因為清國本身就是內亞國家，對海域不熟，因此類似的想法在國力愈是興盛的時期，就愈是強烈。

然而，日本一方則是在江戶時代就提升自己對清國的優越意識，更在與19世紀出現的西洋諸國接觸後，及早產生了極端強烈的緊張感。在透過明治維新蛻變成與歐美國家相當的近代國家後，日本就試圖以和清國完全對等的國家身分，加入歐美的行列。日本還不斷虎視眈眈地大量進口漢文文獻，並且對清國產生了從「中華」到「支那」的種種獨有印象。

因此，日本有天突然要以對等關係，面對清國在主權國家體系中存在著模糊政治立場的朝鮮、沖繩（琉球）以及台灣的所屬問題時，會發生什麼樣的情況，自然是可想而知。種種問題，不僅成了甲午戰爭爆發的主因，也為日後環東海地區政治秩序的重整，帶來了複雜的糾葛。除此之外，由於此處亦牽涉到歐美各國以通商口岸為中心的利益關係，因此雙方出現了賭上國家生存的競爭，也將在所難免。

圍繞著整片東海的「東亞國際關係」，正是發自如此緊張的情勢之中；它也可說是因為存在於前近代的華夷思想所累積的不信任與誤解，結合了近現代主權國家架構中的冷酷邏輯後所形成的產物。

「近代中國」與乾隆皇帝的遺產

19世紀中葉，也是一段與「何時開始才算中國近代」這個問題密切相關的時代。

至今，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美國、日本等各國的「中國史」研究架構中，「近代中國」的起點被認為是鴉片戰爭，理由在於「南京條約使得中國陷入了半殖民地狀態，為了推翻此狀態，中國人民於是起身抗爭」。另一方面，從西洋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式觀點來看，在「透過外界（西洋）的刺激，改變中國停滯守舊的社會，促使其走向近代」的層面上，鴉片戰爭具有很大的意義。雖然民族主義的歷史觀點，乍看之下與東方主義的歷史觀點相互對立，不過在思考「沒有外在刺激就沒有近代中國」這點上，兩者其實是相同的。

不過在此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到的是在這時代裡，中國國內的「自乾隆皇帝繼承下來的天朝或天下」意識仍強烈持續，甚至說，這樣的意識，在鴉片戰爭到太平天國之亂的時代間最為沸騰也不為過。儒學家們從大清全盛期中的嚴酷文字獄獲得解放，自由地談論經世濟民之論，同時也為了保衛儒學的理想不被太平天國破壞，而自己統兵奮戰。從支撐著整個國家政治核心菁英的知識背景和意識形態來看，筆者認為，大清正是從此時代開始，才急速地、真真正正地成為了一個「中華帝國」。

因此單純地將鴉片戰爭（外在壓力）看作是「近代起點」的看法，其實並不充分。倒不如說，這種一面繼承著乾隆皇帝遺產，一面試著打造儒學式社會的內發行為，是在受到外在刺激後才變得更加激烈。此外，以魏源為首的經世儒學家，明確認識到乾隆皇帝所留下的版圖，並向人們宣揚應加以守護的行為，無疑是塑造「中國」這個近代主權國家在維護其疆域形式上的重要要素，可以說是意味著「近代」已開始從內部萌芽。

儘管如此，在環東海地區因為世界史的環境變動，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磁場，使得大清從「內亞取向」完全轉換為「東亞取向」的這個層面上，我們絕不能無視大清從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到推行洋務運動、強化海軍力量的變動過程。而在這個轉變為東亞國家的過程中，因為甲午戰爭的失利，引發了更激烈的民族主義，並持續捨棄原有的帝國外衣，朝著蛻變成國民國家的路途邁進。

因此，到底什麼時候開始才算是「中國的近代」，實是難以明確定義。不過，若要筆者畫下一條分界線的話，個人認為，該分界線應處在北京因為第二次鴉片戰爭而成為戰場，造成最能象徵大清這一世界帝國榮華的庭園盡遭掠奪與破壞，最終與他國締結了對等外交關係的時間點。畢竟，正因為如此，大清才實質地踏出了近代東亞國際關係的第一步。

相關書摘

•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書評：從內亞王朝到東亞國家，「漢化」等同亡國之兆
•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導讀：從內亞帝國到東亞帝國，「清」的本質是什麼？
•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東亞」是不證自明的概念嗎？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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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野聰（ひらの さとし）
譯者：林琪禎

「清」的本質是什麼？
它如何從尊重藏傳佛教的「內亞帝國」，演化為用經世儒學自救的「近代東亞帝國」，再演化為一個叫「中國」的民族國家？
製造出「中華的混迷」的帝國又如何被「中華」史觀所吞噬？

華夷思想的大明．「中外一體」的大清．被「中華主義」支配的中國——包括台灣、琉球、韓國在內的，充滿矛盾和對立的現代東亞，如何處理乾隆皇帝的巨大遺產？

東北亞的梟雄、努爾哈赤率領的滿洲人國家，越過長城而征服漢人，建立了大清。大清之所以能擁有廣大領土，並非因為是「中華文明」的代表者，而是因為獲得藏傳佛教支持，才能治理西藏與蒙古。大清的本質是「內陸亞洲的帝國」而非「中華帝國」。

然而，當19世紀西方列強抵達東亞時，帝國面臨到必須轉變為「近代主權國家」的難題。在清末的混亂中，民族國家「中國」的樣貌隨著排滿的思想逐漸浮現，但究竟「中國」該具有怎樣的型態，始終莫衷一是。

在如此「混迷」的狀態中，東亞最大的國家，從「內陸亞洲帝國」演化為「近代東亞帝國」；從多元文化的帝國發展成「中華」社會的近代國家。如今，東亞國際社會的矛盾與緊張關係，皆來自這個叫做「中國」的國家不完全的轉型過程。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能夠帶給台灣讀者什麼啟示？

台灣該如何正確理解清帝國？以及台灣身處今日「東亞」何種位置？都必須追溯「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這一主題，從中找到答案。

本書的啟示是：

從康熙征服台灣到光緒割讓台灣，是一段作為「內亞帝國」的大清據有台灣，及在近代國際關係體系中轉型為「近代東亞帝國」的大清放棄台灣的歷史。作者認為，如此跳出中華的羈絆，在內亞史和東亞史的框架下才能找到「台灣的定位」。

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大清帝國與中華的混迷：現代東亞如何處理內亞帝國的遺產》屬於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100週年，所出版的「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第18卷。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